中国器官捐献调查：供体少很多患者等待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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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献器官至少救活7人，器官捐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器官捐献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问题？记者赴京、沪、鄂、赣、粤等省市调查，试图解开器官捐献之惑。

　　现状 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如此“贵重礼物”挽救他人生命，成就的感人故事不少。然而，仍有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不久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2名病人，就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离世。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过去“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调查 仅几百医生能做移植手术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江西省大余县一位农民捐献罹患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眼角膜，事后许多村民指责他“拿儿子的身体卖钱”。“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元”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难点1

　　捐献者担心不积极救治

　　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难点2

　　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数少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为器官获取组织专业协调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说。

　　难点3

　　捐献者身后事难获抚恤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相关新闻

　　残疾男孩愿无偿捐献遗体

　　现居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老年公寓的张俭是名残疾人，为回报社会，今年4月签下无偿捐献遗体志愿书。

　　张俭今年20岁，患有严重的唇腭裂和多种先天疾病。1995年的一天，燕窝庄一位张姓老人在荒地边捡到他。

　　张俭唇腭裂，视力和听力很差，话也说不清楚。有人说，这样的孩子捡回来干啥？但张奶奶一直倾尽所能地照顾他。张俭12岁那年，张奶奶去世，山海关老年公寓的院长张秀霞知道后，把他接到了公寓。张俭很喜欢公寓，他叫张秀霞“妈妈”，叫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侯“姐”，“她们都对我好”。

　　张俭说，他全靠张奶奶和张妈妈这些好人活下来，却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心里很着急，“我看不清、听不清，只要能把器官给别人用上，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他山之石

　　斯里兰卡成为“世界之眼”

　　印度洋上，一个仅有2000万人口的国度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捐赠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已捐出67000多枚角膜，涉及57个国家、140多个城市。

　　“按照计划，明天夜间航班会有20枚眼角膜空运到中国厦门眼科中心，现在我们有了8枚，预计今晚到明天早上会陆续收到十多枚。”在位于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大楼三层一侧的实验室内，眼库负责人贾纳特说。

　　20枚，仅仅是一个保守估算后得出的数字，贾纳特非常轻松地表示，根据经验，眼角膜来源和数量无需担心，“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的眼角膜送来，每天20枚是比较合理的数量，多了就不好处置。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过50枚眼角膜”。

　　贾纳特表示，目前在中国一枚眼角膜会用于救治两例病人，“为了病人更好地康复，我们希望能为中国提供更多角膜，希望尽快实现一比一使用”。

　　贾纳特的表态背后，是本国眼角膜捐献在数量上的充足性——在斯里兰卡这个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已在无偿捐赠眼角膜志愿书上签上名字的人就有百万人之巨。斯里兰卡每一任总统都捐献了眼角膜。刚刚就职的新总统西里塞纳和夫人5年前签署了捐赠书，前总统拉贾帕克萨还担任部长时就和夫人决定捐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