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和解的一代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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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企业家阶层与社会“和解”的契机在哪里？

    最近在纽约跟一位客居美国的企业家聊了几个小时。其中他说的一个词很有意思，就是Settlement。它翻译成中文，并不陌生，在法学词典里，即“和解”之意。

    这位企业家说，为什么中国这二三十年来有这么多企业家“阵亡”(入牢、逃亡)?企业家作为社会最冒险的一个物种，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特别是在转型社会)，势必很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一律抓人法办吗?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恰当的“精英保护机制”。而Settlement(和解机制)正是美国社会以非诉讼手段对一些灰色行为的处理机制，他这两年多研究美国商业史发现，美国各大公司这一百多年的成长都是一路“settle”过来的。很多人预料，眼下炙手可热的高盛案，SEC最终将通过“和解”而不是诉讼了结对高盛的指控。个人的例子比如李国宝。2008年初，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就涉嫌利用内幕消息在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案件中获利的指控，与美国证监会(SEC)达成和解协议，以罚款810万美元了事。

    我查了下资料，一些观点认为：英美法系相对来说比大陆法系更重视诉讼和解制度的应用，像日本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其传统的和解观认为，和解是权变：目的正确，手段不佳，但近些年来观念也有所变化。而在中国，和解现在则基本是“边缘化”处境。

    Settlement是法学界化解纠纷、跟诉讼并举的专业手段，需留待专业人士、法学方家研讨。但该企业家想表达的settlement，显然并不局限于法律范畴，而是社会各界是否能就企业家阶层、财富阶层与社会的关系，达成某种“和解”共识，通过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和解”程序在内的一系列手段，实现和谐共处。

    这是中国社会迟早要面临与解决的一个问题，但非中国独有。很多国家在经济兴起过程中都会持续遇到企业家阶层与权力层、公众层的对立与冲突，“和解”之道有所不同。在韩国，每届新总统就任不久，总会爆发对财阀巨企的调查案，但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总统换届后，一度面临牢狱之灾的企业负责人又大都会得到赦免。从流亡海外数年、回国后遭捕、后被特赦的大宇创始人金宇中、到最近“国王归来”的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莫不如此。俄罗斯，在普京“强人政治”之下，俄罗斯寡头与政治家跟社会公众的“和解”局面始终未能达成，直到今天，俄罗斯寡头们在国内还没有被普遍视为一支拉动国民经济、改善社会福利的建设性力量，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更加热衷于在海外进行大笔投资与个人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国内、创造就业。

    前些年，《中国企业家》去过云南哀牢山探访褚时健，最近半年，我们又先后见了刑满出狱的郑俊怀与赵新先、孤悬海外的仰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属于未跟社会取得“和解”的一代企业家，而将被记录于史。那么未来“和解”的契机在哪里?是中国经济遭遇低迷，社会对企业家资源变得格外珍惜、需求强烈?是第一代企业家晚年乃至富二、三代以大笔慈善之举回馈社会?是中国企业家终将中国企业与品牌引领至全球一流、对内对外建立起了被普遍赞许的管理论与价值观?

    这里讨论的，只是和解的“契机”，而财富阶层与社会要取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和解”与融洽，根本之道是，社会与商业机会必须走向开放、平等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