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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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翠花胡同在北京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你知道吗，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嘛。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有些记者来了，吃完饭还不走，东瞅瞅、西看看，问长问短，恨不能住这儿，一来就连着好几天。

　　我周围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不像现在，大家都羡慕有钱人。那个时候，别人看我就有气，大部分人认为我走的是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我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我讲：“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回家，我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拜访拜访。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吃的是饺子，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看看，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哎呀，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我把两麻袋炮仗，全放了，放得那个凶呵。

　　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东家问问，西家问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儿，晚上过来跟人家说说话，送点菜吃吃，这才同意。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1万块抵现在的10万块呵。就这么着，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到这会儿，孩子们来帮我，当服务员、搞卫生、买菜啥的。有的干着干着跑哩，外头玩一天才回来。有回，让我家老五去买菜，他骑上车，拿着筐走哩。都到下午人还没回来。我着急，出去找，一看，菜筐搁在马路边，他看人家打架去了。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瞧我家生意这么火，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都不行，最后全关张了，哈哈哈……。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哎呀！那时候，一趟趟街，红火得不得了。我们这边的东四大街，个体店多着呢，卖衣服的、开饭馆的，门面比我大好多。可你现在瞅瞅，剩下的没几家。有赔了，有暴发后都挥霍了，抽白面儿、逛窑子、进监狱，自己把自己断送了，啥样的都有。还有现在搁家待着的，有离婚的，当然，也有更发达的，那是少数。

　　生意好做那阵儿，挣了钱的年轻人，常上我家饭馆吃喝。听他们说话、谈事呵，不靠谱，我不喜欢。他们净吹，我就揭他们的短。我跟他们说：“你们这帮小家伙，都是短命鬼，这么干，长远不了。”“嘿——，你是老一套。做生意哪有不吹的？跟你开饭馆不一样，像你的菜，人家一尝就知道了。”他们说我。

　　我家干得早，那会儿也算是有钱了，但我家孩子没那些坏毛病。像走路摇摇晃晃呵、赌钱、胡吃海喝，在外头弄仨俩个（女人）的，都没有。我发过誓，有我活着，家里人就不准搓麻将，不能赌、不能嫖。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在全家人面前说一顿。

　　我家老三喜欢古玩、旧家具。那会儿，他跟我要8万块钱做本，去外头收购，我没给。到现在，他还满怨我，说我当年要是给了这钱，他就发大了。不过，现在他干得挺好，弄了个不小的古玩店，上广西、广东那边收旧家具，用火车运回来。自己再修修补补，鼓捣鼓捣卖出去，这样干了20多年，挣了点钱。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这事过去10来年了。咋赔的？干了个木器厂，栽了个大跟头，不懂，外行呗，结果赔喽。开始，我不想干，想开饭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太操心，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他（老五）特聪明，虽没有太多文化，但干事像个文化人。那些年，大家都买房呀，搞屋内装修呵，建材市场也好，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木器厂就在小汤山我现在住的那个村里，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哎呀，好大的院子，满院都是松树，特别好！我家开的木器厂，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没让我挣钱，反而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干的门，全实木的，鞬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飘轻。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厂子完了。

　　看着不行，厂子关了，剩了好多东西。去年，不死心，再试试，又接着干。还是赔，又赔进去几十万，年底，关吧，这回是彻底洗手不干了。厂房租出去了，可接手的那个人就挣钱，也是做门，不过做的是防盗门。

　　哎呀！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呢，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当初，我要是拿这钱开个大饭馆，可能就成功了。傻了呗，让鬼迷上哩！赔了那么多钱，留下一辈子的烙印，我可心痛了，心脏都坏了，做了搭桥手术，才好起来。现在，我都不能提这事，一提，我家老五就掉眼泪，“唰唰”地哭。这步走错了，错就错了呗，他是我儿子，拿钱干事业，也不是抽白面儿了，我不怨他。

　　所以，再也不敢出去干啥，怕啦！别人都说我买卖挺好，出去再干一家饭馆吧。其实，我现在有能力再开一家，但我不想开了，我够了，知足哩，我不想死在这上头。当初，我身体好着呢，人又精又灵。弄了俩饭馆，把我累完了，累傻了。一身的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腿还拐。你看我都快8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