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餐飲業“最低消費”現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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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消费”现象由来已久，10年前媒体和消费者就曾热烈地讨论过它的利弊。时过境迁，人们似乎已习惯于“被”最低消费，坦然接受了这种“霸王条款”的不公平。近日，记者再次调查“最低消费”的种种“见怪不怪”的现状，发现“最低消费”已在异化，推高了“畸形消费”，助长了奢靡之风。

老话题新现象：“最低消费”越来越高

10年后的今天，“最低消费”已经相当于原来的几倍乃至十几倍。

记者发现，“最低消费”这个“老话题”眼下又有了“新现象”，一些以“会所”和“俱乐部”为名的包间，把“最低消费”推高到了一万元以上的“新高”。

一万元的“最低消费”到顶了吗？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媒体曾曝出某“内地第一明星会所”一个四合院一天最低消费18万元，令人瞠目结舌。18万元究竟能消费什么、谁去消费？给了读者无限想象，也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管是一个炒作“噱头”，还是一个品牌“宣传”，这个会所已向社会传达一个信息——“这里是高消费场所，没钱甭来”，“到这里来消费倍儿有钱、倍儿有面子”。

像上述会所一样，“最低消费”穿上了“文化”的外衣，捆绑成所谓的“文化大餐”，这在北京已成为高消费的新“名头”和新时尚——一边看表演、一边吃饭，一个人的最低消费在600元左??右。在京城有一去处更堪称“顶级”，看戏加吃饭，一个人“最低消费”分为780元、980元、1980元等几档。

商家为了给“最低消费”一个高价的理由，还绞尽脑汁制造节日商机。记者曾调查过2010年北京圣诞消费市场，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圣诞宴平均价格在2000元/人左右，有明星加盟的演出票更创出“天价”：有一个明星领衔的圣诞夜宴从2980元起，最贵的票价5980元，加上15%的服务费，吃一场圣诞晚宴要花上6800元﹔有的最高票价更是飙到8800元。

小现象大问题：“最低消费”助长奢靡

“最低消费”为什么逐日推高？商家振振有词：首先，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物价成本上涨，“最低消费”肯定应上涨﹔其次，餐饮业租金高、装修贵，人力成本高，“最低消费”也不得不高。

这样的理由听起来“理所应当”，也似乎很符合价值规律。于是，记者到一些会所看个究竟：果然装修高档气派。一家具乐部的经理介绍说，家具、厨具、装饰材料等都是“国际品牌”，就连卫生间的马桶也是美国科勒、日本TOTO等名品牌。再加上老板有些文化“追求”，指定的专门设计师设计、装点上艺术品，营造温馨、私密的环境氛围，自然造价不菲。

在京城餐饮业，装修花费几十万元已是“小菜”，几千万元才算有“品位”。有的6000平方米的装修费花了好几亿元，仅一个百乐水晶灯就花费500万元，10个酒杯就价值3万元……穷极奢华，是“曼妙的宝库”更是“奢华的殿堂”。

再看看人工成本，所谓“楚王好细腰”，“最低消费”也推高了服务员的“身高”：“最低消费”700元的餐厅迎宾小姐不仅都要有1米7的身高，还要气质俱佳。高档餐厅的服务员和楼面经理都要求训练有素，有的要按“空姐”和“模特”的标准打造，还要能为客人敬酒，能和客人联络感情争取“回头客”。

潜规则明治理：“最低消费”标本兼治

明知“最低消费”畸形还有人去消费，就算“最低消费”节节攀高，依然有需求去“追高”，不能只怪商家精明，还要看谁在享用“最低消费”。

一个多年从事餐饮的楼面经理向记者道破“最低消费”的“潜规则”：普通老百姓花自己的钱，肯定舍不得这样“大手大脚”。离谱的“最低消费”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花公款，也就不心疼不在意了﹔二是老板花自己的钱，可老板为什么要去花这个钱、为谁花这个钱，又是请谁在吃饭？这也值得深究。这当中，不排除有人想营造“钱权”交易的机会。这实在值得深思。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低估这种畸形的“最低消费”现象的“辐射力”。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畸形的“最低消费”现象在潜移默化中腐蚀着社会，在渲染奢靡中诱发着一种畸形的消费观念和形态，并进而形成一种以炫耀奢华为荣的价值判断标准— —“最低消费”的高低成为判定是否对客人尊重、主人是否有地位的标志。

从现象上说，治理“最低消费”，餐饮业要自律，不去推动高消费，不去助长浪费，要注重节俭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执法部门也要加强管理、杜绝不作为现象，主动纠正畸形消费。

从“治本”上说，要将公款消费制度化、透明化，约束“大手脚”的浪费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让追捧官员成为徒劳，让花大价钱去“联络感情”成为“零回报”的行为。进而，要让全社会看到浪费和奢靡的后果，倡导一种健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记者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