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冲击使大批制造企业总部离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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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个世纪末掀起的“进城”潮流相反,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考虑或已在进行把总部搬离上海等大城市,回到他们曾经离开的“家乡”。

每日经济新闻4月28日讯 与上个世纪末掀起的“进城”潮流相反,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考虑或已在进行把总部搬离上海等大城市,回到他们曾经离开的“家乡”。

本月初,上海得纳富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从金桥搬到松江,主要原因是公司要扩大厂房面积。“搬到松江后,公司厂房的面积是原来的3.5倍,租金却比原来的低。”该公司董事长吴少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大城市投资的风险加大,我们回到小城市,不管是休养生息,还是继续投资,都是一个明智的迂回策略。”一位台州商人这样说道。

动向 一些制造企业撤离上海

对企业来说,成本核算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许多已在大城市完成升级的企业,出于各种利益考虑选择了“回家”。

“与其说是撤走,不如说是逃走。”在上海发展近10年的台州商人于式看来,上海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要求,已让传统的制造型中小企业没有生存空间。

杉杉集团回归宁波

两个月前,杉杉集团与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在浙江宁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杉杉集团25%的股份转让给伊藤忠,3%的股份转让给伊藤忠有限公司。与1998年迁址上海一样,杉杉的行为再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外界解读为这是杉杉集团在尝试了一系列多元化投资后回归主业的表现。

在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后,杉杉最后不得不另寻机会。

虽然杉杉集团并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称已把总部从上海迁回宁波,但杉杉的员工们现下已习惯用“浙江企业”来称呼自己,不再有几年前“说不清是上海品牌还是浙江品牌”的尴尬局面。

在宁波企业界,杉杉集团的回归惹人关注。这家企业在短缺经济时代依靠服装产业完成了第一次创业,并于1996年上市,一度成为中国西装领域领军者。在最辉煌的1998年,杉杉集团当家人郑永刚陆续抛售在宁波的土地储备,将变现后的资金投向高科技和资源战略,进行产业转移,并将总部整体迁移至上海浦东。“杉杉要做大做强必须转型,转型的方向必然是高科技。”这是郑永刚当年“迁都”时的豪言。

重心移往上海后,杉杉集团开始朝着科技型企业发展。然而,在宁波发家的服装市场反而失守。1996年之前,杉杉是中国服装业第一大品牌,在西服市场的占有率达30%~40%。但到了2003年,杉杉西服在国内服装市场的占有率已下降到4%。

有人把这次下滑归因于总部搬迁。“一些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如果离开所在地政府的扶持或´庇护’,就很难继续做大。”有关人士在分析杉杉“主场”失利时如是说。

中欧国际集团“返乡”

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原先依赖出口消费的传统制造业,开始把目标转向三四线城市甚至新农村市场,于是,他们原先“发家”的小城,就成为困境中的最好“据点”。

“公司前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投入了大量人力,哪知该行业在上海已经处于饱和,为此,我们决定下半年从上海撤走,回到浙江发展。”浙江温州一民营企业负责人日前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当初看重上海的对外窗口作用,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没了订单,这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在温州瑞安,中欧国际集团去年底的回迁一时成为美谈。5年前,公司曾将总部迁往上海。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的生产规模大幅扩张,并在美国、德国建立了分公司。正当企业蓬勃发展之际,公司却把总部回迁到瑞安。

“为什么回归？理由很简单,我们现在是整车制造,回归家乡能更灵活高效地利用当地的配套资源。另外,家乡投资软环境以及各项服务都在改善,这些都是吸引我们回归的原因。”中欧国际集团负责人在回应“回归”时这样说。

温州市经合办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在外温州人回乡投资的项目达96个,占新引进内资项目的60%,项目总投资达60亿元。来自浙江丽水龙泉的消息显示,在该市创建的“回归”工程中,共有五金汽摩配行业43家在外创业的企业回乡投资。

原因 三四线城市成“避风港”

浙江温州一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初看重上海的对外窗口作用,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没了订单,这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民营企业将总部纷纷迁至大城市,曾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的一种流行现象。从1996年起,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就开始“迁都”行动: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都将总部迁到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湖南远大迁往北京……

但到了现在,一些企业回迁的欲望与当年“迁都”时一样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一线城市成本上涨

“我们公司在上海的运营成本中,办公室租金占1/3以上。生意好的时候不在乎,生意不好的时候就无法承受了。”在上海陆家嘴上班的小曹负责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计算公司在每个员工身上花费的成本,“我们经常开会交流,讨论每个座位每天要花去多少租金。”

商务成本高昂,是令诸多民营企业“望风而退”的主要原因。而商务成本的高企,往往源于地价上涨。不仅是办公写字楼,上海工业用地的价格优势也不复存在。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上海大规模实施撤县设区工程,从提升城市品位出发推行“农改居”项目,土地征用相对容易,在奉贤、嘉定、松江等地段,每亩征用价格一般仅为5万元左右。当时,温州市工业园的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曾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高价,而上海市青浦区的土地出让价格仅为2万元/亩,浦东、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也只有8万元／亩。

这对长三角企业来说,是个莫大的吸引力。万向集团、杉杉集团、雅戈尔集团等企业纷至沓来。

然而,从2004年左右开始,上海的投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征用土地已不是一件易事。不仅如此,有些原先签订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企业要用土地就要加钱,每亩一加就是10多万元,而且不允许将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对于专门从事传统产业的生产企业来说,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三四线城市藏商机

在产业转移、拉动内需的呼声下,三四线城市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沸沸扬扬的“家电下乡”号召下,三四线城市俨然成为一些企业的救命稻草。

在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三四级城市正表现出对产业转移的期待。因为地理位置与东部沿海较为相近,交通便利,这些省份得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远较其他地区更大。

2008年,华硕电脑投资30亿元、生产铜线抽丝和电脑插接件的“博硕科技”落户江西吉安。

2008年12月,投资32亿元的李宁工业园在湖北荆门奠基,这是由李宁公司组织策划、由其供应商联合出资的一次产业转移。

2009年伊始,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巨头纷纷在三四线城市跑马圈地,为的是“难以想像的消费力”。

支撑三四线城市投资的,是现下国家正在实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截至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150条,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以南宁至广州的南广铁路为例,全长577公里,双线,经梧州、肇庆、佛山,沿线共设23座车站,全程运行只需两个半小时,建成后,广西的农产品将实现与华南市场比邻而居;西安到郑州的高速铁路,经陕西咸阳、西安、渭南和河南三门峡、洛阳、郑州,开通后,西安至上海运行的时间将由15小时缩短至5小时,西安至北京的运行时间则将由11小时缩短至4小时……这些正在铺向中国大地的动脉将极大地缩短三四级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地方政府欢迎“回家”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家乡”的地方政府大力扶持,也是企业选择“回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6年,浙江省政府力推“浙商回归工程”,要求各地将“国内引进”纳入行政考核体系。数据表明,近年,在外创业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浙江商人竞相回乡,“反哺”金额已超过5000亿元。浙江省有关官员近日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在政策的导向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回归”的企业开始增多。

今年3月,浙江诸暨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和“回归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的扶持政策措施共有13条。

在福建,有关“回归经济”的政策热风也在吹起。4月1日,福建泉州的《泉州市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始实施,泉州市域外企业总部入驻,或总部在外的泉州籍企业,将总部迁回总部经济区,从在总部经济区工商注册年度起,可获得财政给予五年期的纳税奖励。

专家建议 制造业迁徙须防消极效应

日前,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在考察华谊集团时表示,上海市正按中央要求,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走高端之路。

在上海的“高端制造业”旗号下,中低端传统制造业“回迁”和“内迁”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院曲建认为,制造业到底搬迁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硬因素,主要包括材料成本、设备成本、房地产成本、土地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税收政策;二是软因素,主要是指当地政府的服务水平。

“我国内陆地区在物流成本和适应现代制造模式领域存在明显的劣势,这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城市产业扩张的消极因素。”在曲建看来,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存在显著劣势,但中西部地区比东部沿海城市在3个方面具有优势:第一,土地成本更低;第二,厂房的租赁成本更低;第三,劳动力成本更低。

2005年福布斯对中国主要城市经营成本指数进行测算,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经营成本比西部地区总的平均成本高出约30%。只要物流成本能够抵挡住30%的增量,企业就有搬迁的动力。

曲建认为,制造业搬迁方向决定我国中西部和沿海能否形成一个产业互动的格局,如果没有形成联动格局,我国将可能在下一轮产业转移中出现经济衰退,这是各地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ceoc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