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房交易后突然冒出个“债主”来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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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常某是外地人，为了子女能在南京上学，2007年2月，他和妻子通过中介公司，拿出21万元积蓄向陈某买了一套房屋，这套房子属于陈某拆迁安置的经济适用房。根据规定，房屋的产权证到2009年8月才能取得，常某、中介公司及陈某三方共同约定，由常某先行付清全部房款后搬进入住，房产过户则等到陈某取得产权证后进行。

　　2010年1月23日，常某忽然接到法院的一纸诉状，素不相识的任某将他告上法庭。原告任某称，2009年9月16日已取得了此套房屋的所有权，发现常某一家住在房屋内，故诉至法院要求常某归还此房。常某出庭应诉时发现，原告任某取得这套房屋，是因为他于2008年12月底借款16万元给陈某，因陈某到期未归还借款，任某于2009年7月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还款，庭审时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因陈某没有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按期还款，任某申请强制执行，双方在法院执行中又达成调解协议，陈某愿以自己名下的这套房屋抵16万元欠款，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将此套房屋过户至任某名下。

　　任某据此取得产权证后，随即起诉要求常某一家即刻搬出，常某出示了之前与陈某的买卖合同后，法院认为常某居住在该房屋内并不是非法占有，驳回了原告任某的诉讼请求。任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官司打到这个份上，常某害怕重审后一旦败诉，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就此打了水漂，于是向秦淮区检察院写了一封求助信。

　　“我们在调卷审查了案件卷宗后，发现一个重大疑点，涉案房屋2009年已价值40余万元，而陈某却只以16万元抵偿对任某的借款，明显不合常理。”承办此案的秦淮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钢这样分析。于是，承办人员立即找来陈某一问究竟，没想到陈某却称根本不认识任某，借钱一事更是无从谈起，至于出庭应诉、达成调解之类的诉讼活动自己则从未经历过。

　　承办人员更加深了怀疑，既然陈某对整件事都不知晓，那当时法院开庭后，庭上出示的借款协议、授权委托书等诉讼材料上陈某的签名又是怎么回事？陈某的回答更出乎承办人员的意料，“这些证明材料和诉讼文书上的签名都不是我自己签的”。承办人员为了证实陈某的说法，立刻将所有诉讼材料送至南京市检察院进行物证鉴定，结果发现不仅陈某的签名非本人笔迹，任某签名也非本人笔迹。

　　承办人员找到任某，经任某回忆：2008年年底，他想买房子，曾向亲友打听行情，直到2009年8月，熟人文某向他推荐了这套房屋，并说能低出市场价十余万元，大概24万元能拿下，任某以为捡了个大便宜，随即通过文某支付了24万元购房款。

　　承办人员找到文某，文某最终道出了事情的原委：2008年年底，陈某的儿子小陈分三次向他借了24万元，到期后小陈没有如约归还，一直拖到2009年5月，文某发现小陈家有一套非自住性拆迁安置房马上要领房产证，就向小陈提出将该房抵作借款，小陈答复说房子已于2007年卖给常某，但产权还未过户。

　　“产权未过户”，这给了小陈和文某“运作”空间。他们四处打听，了解到可通过诉讼获得法院的裁判文书，从而对抗之前与常某的购房协议，小陈、文某商议必须找个“下家”充当购房人，于是联系上了朋友任某，说此房可按24万元的“超低价”购得。之后，他们伪造了一份陈某向任某借款到期不还的欠条，同时为了少付房产的过户税款，他们把24万元改成了16万元。接着，他们找来另一朋友作为诉讼代理人，伪造了陈某、任某的授权委托书及签名，炮制了一场借款纠纷的假官司。

　　2011年8月26日，秦淮区检察院向这起“借款纠纷案”的原审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书，法院采纳建议并再审，2012年2月3日撤销原判并且执行回转，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仍回到陈某名下，同时任某向小陈、文某索回了买房款。该案虽然已结，但常某房屋权属纠纷还未了，为充分化解矛盾，秦淮区检察院启动了支持起诉程序，支持常某提起诉讼，要求陈某依合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在秦淮区检察院的协助下，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常某补偿陈某部分钱款，陈某为常某办理过户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