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下银行体制改革与中小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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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本意是指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形态，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经济运行时期与特殊的经济环境。经济的转轨对传统的银企融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与影响，打破了其稳定性与内在一致性。原有的银企融资关系和企业的融资结构与企业和银行的经营体制改革要求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使企业与金融机构融资关系陷入不稳定之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控制权的重新配置”而不是“产权重组”。与一般的国有企业一样，我国的银行业的改革也是从“放权让利”的企业化改革开始的。银行与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并不是同步进行的，企业“放权让利”在前。在银行企业化改革之前，银行资金的非商品属性，决定了银行的“第二财政”性。因而在这一阶段，银行采取了严格的所有制限制，只对中小企业中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和极少数个体工商企业发放贷款。

　　而80年代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得不到任何银行贷款。从80年代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实施的“放权让利”管理激励机制，银行管理者被赋予了极大的信贷决策权，但他们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使得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乡镇企业在银行追逐利润的目标下，取得了国有银行的极大支持。国有银行的贷款成了除农村信用社之外乡镇企业获得资金的第二来源。

　　银行过大的权利与有限的责任，使得在很短的时间内，银行体系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比例远远超过了，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并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障碍。9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后，为防范风险，降低不良资产，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管理银行业的信贷行为。第一，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总行加强了稽查力度，严格管理银行经理的个人消费。第二，严格禁止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以降低信贷市场的系统风险。第三，通过内控制度建设，引进惩罚机制，一旦管理者观察到新的不良资产增量，经理将面临经济与非经济处罚。这些措施降低了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强了风险管理意识。

　　慑于严厉的处罚，信贷市场从过去非理性扩张走向保守经营，信贷权利集中、萎缩，银行“惜贷”。必须承认，信贷权利向上集中、信贷资金向优势企业集中在微观层面上是一种进步，它至少体现了商业银行的审慎风险管理行为。“过度追逐风险”一直是转轨经济国家银行业无法解决。的痼疾，因此，对于信贷集中不能简单否定，至少它避免了过去资金撒胡椒面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抓大放小的经济政策，利于集中资金保重点，符合银行资金集约化经营要求。

但是在金融集权下，国有银行的信贷集中对广大的处于基层的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融资难”比任何时候更为突出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