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国兵家的创新精神

齐国兵学是中国传统兵学中最为辉煌的一章。齐国兵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丰富的成 果，关键在于齐国兵家们始终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勇于开拓，富于创新精神。创新是 齐国兵学发展的源泉，也是齐国兵家最重要、最优秀的素质。对此予以深切关注，有着 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一)以时代的需要为转移，及时在兵学领域进行创新。

齐国兵学始祖姜太公在兴周倾商的斗争中，根据商强周弱，但商政衰败的实际，创 造性地提出了“阴谋修德”与“兵权奇计”两项致胜方略，成功地完成了剪商大业。姜 太公也因此成为以奇计、权谋用兵的鼻祖。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国的争 战日益增多，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管仲为了使齐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又创造性 地提出并实行了“作内政而寓军令”，推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建立常备军等新措施， 很快实现了强兵的目的。此外，管仲还首先提出了战略威慑理论，是这一理论的奠基 者，认为“胜一而服百，则天下威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 功，则天下从之矣”(《管子•七法》)。

首先，孙膑及《管子》兵论学派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类，并强 调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对战争的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军 事家主张为“利”而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合 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这显然具有片面性。孙膑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将义》)，把战争的正 义性看成是谋划战争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管子》兵论学派则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 问题。他们认为“行义胜之理”(《管子•幼官》)，“行义”方能“立于胜地”。如果“不 义”，即使军队强大，士兵勇敢，那也不能算好的军队，只能算“伤兵”、“残兵”，在战 争中难免于失败。孙膑与《管子》兵论学派对战争性质的区分，顺应了战国时期的时代 要求，同时发展了孙子的兵学理论。

其次，在攻城问题上，孙膑及其后学又有新的创见。众报周知，孙武是反对攻城 的，他多次申述“攻城则力屈”(《孙子兵法•作战》)、“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 法•谋攻》)，甚至认为攻城是军事行动的最下策。这种局限是由孙武那个时代造成的。 到了战国时代，攻城战已不可回避。孙膑及其后学对攻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把 城池区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不再一般地反对攻城。这对指导当时的 战争实践无疑有重要意义。

再次，孙膑在“阵法”理论上，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战国时代，车战逐渐失去主导 地位，步兵战阵再次复兴，以步兵为主体的车、步、骑混编战阵成为了战争的主要形 式，并由此带来了战阵上的一系列变化。针对这一新情况，孙膑及时提出了“用阵三分，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孙膑兵法•八阵》)的 布阵原则。同时，他还详细论述了各种阵势的列法和战法。他创立的这种以步兵为主， 车骑为辅的阵法理论，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最完善、最基本的理论。

第四，孙膑探讨了战争的历史职能作用，填补了前人的空缺。孙武虽有很多创新， 但对战争的职能作用却没有涉及，孙膑则根据当时七雄纷争，谁胜谁负，最终要依赖军 事实力的实际，提出了“战胜而强立”(《孙膑兵法•见威王》)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在 天下纷争，战争不息的情况下，只有“战胜而强立”，才能实现“天下服”的统一局面， 即是说，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统一而安定天下。

第五，《管子》兵论学派深刻分析了国家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并创造性地 提出了商战的思想。关于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 强者战胜”(《管子•重令》)，“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王天下，财不盖天下，不 能王天下”(《管子•七法》)。如果国家贫困无“蓄积”，就会“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 •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 安矣”(《管子•七法》)。在此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商战的思想，认为恰当地运 用商业手段，特别是外贸手段，一样能够迫使他国臣服。

齐国兵家是实战家，更是军事理论家。他们在实战中都有骄人的战绩，孙武指挥吴； 军攻楚，创下了五战五捷，以三万兵力破楚军二十万，直下楚都的辉煌战例；孙膑“围 魏救赵”，更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典范。但是，齐国兵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追求 更大的成就，要在兵学理论上有新突破、新发现，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春秋中后期，战争观念、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作 战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多种多样的诡诈战法在实践中不断出现。孙武以其敏锐的眼光， 首先发现了这一转变的理论价值，在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将诡诈、功利 提升到军事原则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在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以诈立，以 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

孙膑在实战中，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并因此“名显天下”。他及时对 自己的军事实践进行了总结，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必攻不守”(《孙膑兵法 •见威王》)、“攻其所必救”(《孙膑兵法•十问》)的著名军事思想，大大丰富孙武开创 的兵学思想体系。孙膑还从理论上分析和总结了战争自身的规律问题，他称之为“道”， 认为战争的指导者，君主和将帅是否懂得“道”并用于指导具体的战争，对于胜负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 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 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

总之，齐国兵家对实战经验的总结不是对以往战争的简单回顾，他们不以自己的辉 煌战绩为炫耀的资本。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战争实践时，立意深远，着眼于探索带有普遍 性的战争规律，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构建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有生命 力的新的兵学理论。这一趋向直接规范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发展走向，其影响深远。

　　(三)以追求战争的最佳效益为目标而进行创新。

孙子创立的“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的速胜论、“因粮于敌”、“掠 于饶野”的后勤补给战略等，也都蕴涵着深刻的效益观念。

不仅孙子如此，齐国兵家中的其他人的创新活动，也体现出注重效益的特性。如管 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实行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平战结合，切实做到了农业生产与 军事训练两不误，富国与强兵并举的双重功效；又如《司马法》兵家群体论述说：“凡 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司马法•定爵》)这就从各 种兵器如何协同作战的角度，去探讨了战争效益问题。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将 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种，指出“有义胜无义”，也体现了注重效益的思想， 因为战争的性质正义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不义之战，大多归于失败，即 使侥幸获胜，也往往耗费大而见功少。此外，管仲的战略威慑理论、《管子》兵论学派 的商战理论及其用多种方式确保武器装备精良的思想、太公兵论学派关于车、步、骑各 兵种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以及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新理论等，同样显示出齐国兵家希望从多 方面人手，以争取获得最佳的战争效益的动机。

二

　　首先，齐文化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从齐国始祖姜太公开始一直奉行 “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这十分有利于贤能之士的脱颖而出。齐国兵家正是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积极进取，深入挖掘自身的潜能，在兵学领域里不断创新的。

齐国自姜太公起，对民众的统治就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姜太公面对齐地民 众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采用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没有强制 推行严峻拘谨的“周礼”。经过历史的演进，使齐文化养成了较强的民主精神。即使到 了战国时代，齐国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但相对于其余六国而言，齐国的君主专制也显 得较为开明。这就使齐国的民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齐国统治者的这 种开明态度，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们的思想较少受到 压抑和限制，能够较为自由地畅想、讨论与辩驳。

　　其次，齐文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齐人不守陈规，不尚道 统，善于随时而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注重实效，追求事功。齐文化的这一特质深 刻地影响了齐国兵家，对他们的创新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齐国兵家的头脑里， 功利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尤其是在无情的军事斗争中取得成功，就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而必须时刻保持旺盛的创新欲望，努力 探索，做到发人之所未发，以新制胜，以奇制胜。

　　再次，齐文化具有浓烈的尚武之风。齐人尚武，上自国君，下至普通民众，率皆如 此。如《晏子春秋•外篇》云：“庄公陈武夫，尚勇力。”《公孙龙子•迹府》说：齐闵王 好勇，他认为“见侵侮而不敢斗”是懦弱的表现，对这种人，他是不会让其做官的。 《管子•五辅》也说齐国“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普遍的尚武之风，使齐国许多优秀的 人才投身兵学领域，这种局面使齐国兵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深感不努力创新，就会在 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三

　　第一，顽强的进取精神。强烈的进取精神对于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新的 道路是异常艰苦处处布满荆棘的，若没有顽强的进取精神，不是随遇而安，就是遇难而 退，半途而废。齐国兵家的进取精神是非常强烈的。姜太公大半生不得志，生活坎坷， 但他从不自抛自弃，而是努力奋斗，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终于在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管 仲早年先后经过商，当过兵，做过吏，但总是归于失败。后来他辅佐公子纠，又在政治 斗争中失败，成为齐桓公的阶下囚。然而，管仲始终不言放弃，总是顽强坚持“不羞小 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的信念，终于被豁达大度的齐桓公任命 为相，有了用武之地，创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兵圣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献身 兵学，成年后，面对齐国国君齐景公昏暴，卿大夫内争激烈，自己难以施展才华的局 面，毅然远走他乡，南下正在蓬勃兴起的吴国，寻求用武之地，终以兵法十三篇得到吴 王阖庐的赏识，被任用为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孙膑在遭受酷刑，双腿残疾的情况 下，矢志发愤，最终“名显天下”。几百年后的司马迁对“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史记•太史公自序》)钦佩不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

　　第二，齐国兵家有着良好的品德修养。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又一必不可少的素质。 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的动力之源，它是指导人们行为方向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促 使人们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以动机的形式参与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激励人 们为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一定的创新目标而辛勤劳动和忘我工作。齐国兵家之所以能够始 终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兵学佳作，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 感与使命感，而这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品德优良，虽然齐国兵家在兵学著作中力主诡 诈、计谋、用间，但他们无论是在战争态度上，还是在从政与为人方面，都表现出光明 磊落、堂堂正正的道德情操。如姜太公面对商纣王荒淫残暴，不纳忠言，戕害忠良的无 道行径毅然不顾自己生计无着的现实困难，辞去纣王之官。又如管仲，虽不拘小节，但 在大节上却异常坚定。他辅佐桓公一心一意，对竖刁、易牙之流的阿谀谄媚，深恶痛 绝。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反对不义之战；司马穰苴爱土卒如子弟，却将夜间来 寻乐的齐景公拒之门外；田单忠贞爱国等，无不体现了齐国兵家优良的品德与情操。 第三，齐国兵家有着高超的才智。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里多处提到齐人多智。这一点，我们在齐国兵家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齐国兵家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二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齐国兵家均有很强的分析、归纳与推理 能力。他们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方面因素既能做微观的分析、归纳、推理，又能从宏观 上进行综合把握，抓住关键问题。孙子“庙算论”中的“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 情”，就是要求将帅综合运用分析、归纳、推理的方法，研究敌我双方的强弱、虚实等 情况，以决定是否作战以及如何作战。齐国兵家还善于运用抽象思维，“舍事而言理”， 从战争史实与个人的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一般性原理，并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认 识，提炼出具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形、势、己、彼、虚、实等哲学概念。这一方面使其 理论不至于停留在经验和直观的水平上，另一方面使其理论层次更高更深，在思维方式 上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三是灵活运用能力强。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但如果 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那只能是纸上谈兵。齐国兵家深明此理，在战争中只能根据不 同情况，灵活运用前人与自己的军事理论。如在“示形诱敌”上，为了向敌方示弱，孙 膑在“马陵之战”中运用“减灶计”，而田单在即墨保卫战中则让老弱守城，让城中的 富户向燕军将领行贿，以求城破后保全人身与财产的计策麻痹燕军。

　　第四，齐国兵家敢于挑战传统与权威，具有批判的怀疑精神。批判的怀疑精神是创 新的前提，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齐国兵家自姜太公起 就敢于挑战传统思想。姜太公在周初“亲亲”观念盛行的宗法礼治社会里，毅然独辟蹊 径，以“尊贤上功”为齐国的立国方针；同时，针对齐国的实际，尊重齐人的风俗习 惯，不强行推行“周礼”，“因其俗，简其礼”。这充分体现了姜太公敢于超越传统的非 凡胆魄。管仲对西周春秋时期的重死节、崇尚节俭等传统观念不以为意。他不仅不为公 子纠死节，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公子纠的敌手齐桓公；不仅不崇尚节俭，反而主张尚侈， “富拟于公室，有三归(三姓女室)、反坫(行诸侯之礼的设施)”(《史记•管晏列传》)； 孙膑及其兵论学派、太公兵论学派等也都敢于对前代的兵学权威的兵学理论中的一些问 题，或提出质疑，或进行否定，或予以补充和发展，体现出批判的怀疑精神和发展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