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产业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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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注定是医药行业不平凡的一年。2011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7项重点工作任务。此举无疑预示着2012年医改新政大幕正式拉开

    我们仍清晰记得2009年4月开始实施的投资850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改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消息一经传出，不仅全国普通人民为之一振，也激发了许多中外制药厂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壮志雄心。他们在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加快乡村和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扩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措施的鼓舞下，提高销售规模的雄心瞬间膨胀。就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一市场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宛如当年中国加大电信和IT网络建设市场时的井喷前夜。各类投资论坛上，医药行业成为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甚至有预言称：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行将终结，医疗行业的“黄金十年”即将到来。

    然而，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时至今日，药品采购竞价招标系统的试行计划终于真正触及到制药企业的核心利益。对于药企来说，一边是生产成本在上涨，一边是医改政策在压缩利润。如今，恐怕没有几家企业如同当年预测般风光，这注定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安徽模式”阴影下的药企

    事实上，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已走过不短的历程。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0年国家专门就“三改并举”进行宏观部署；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基本卫生保健、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和公立医院管理四大基本制度；2007年10月，国家又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体系。

    但细数历次医改，真正让药企的日子艰难程度大幅增加的分界点，是从2010年至2011年的大幅降价开始。

    与所有药企一样，冯先生所在的上市企业在2009年新医改正式实施之初，不仅对未来销售规模的快速增长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也对基层市场“势在必得”。提到这些，冯先生感叹道，“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家307基本药物目录招标时，众多的药企就已经开始互相比拼降价了。不过大家都忙着竞争进基药目录，价格的合理下调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进入目录，微利也可以继续销售。”

    然而，很多人将问题想得太简单。国家层面的307基本药物招标结束后，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医改办向各地下发“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该项政策的主导思想为降药价，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因此，药价再次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2010年8月6日，安徽省药招办公布了修订后的药品招标方案，在此次方案中提及“双信封”，即采购要实行量价挂钩等新方式。安徽省成为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第一个试点省份，并通过招标，使药价降幅达到50%。同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即56号文，要求基本药物招标实行量价齐招，建议采用双信封制。自该《意见》出台，政府层面到行业层面几乎形成共识——“安徽低价招标模式要全国推广”。

随后，包括山东、河南、上海、江苏等各省市陆续落实基药招标。

    就在此轮招标中，很多企业都切实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有些企业往年的基药目录产品，此次全部停止竞标，彻底失去这片市场。例如，在安徽的基药招标中，“最低价者得”导致出现了大量超低价中标的情况，如蜀中制药10克×20包的板蓝根颗粒中标价为2.35元，而该药的最高零售价为10.8元。据浙江医药行业协会对安徽基本药物招标的调研报告显示，安徽中标的863个品规中，单价1元以下的占20.9%，5元以下的占66.9%，10元以下的占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