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的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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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些动物精神多些理性博弈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文•朱敏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的“强心针式”的刺激政策，招不灵啊，反倒唤醒了一个叫“滞涨”的幽灵，不论中西，概莫能外。

    但凡懂点经济学的高层，都不会再让凯恩斯先生当国师，特别是离任期届满尚早的领导人。因此有人说凯恩斯貌似卷土重来，我说其实亦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确切地说，今天仿佛又到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前夜——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前后，有摧枯拉朽的货币主义，有信奉供给创造需求、以改革为核心的供给学派革命。而今天，习李新政的要义，恰恰是通过深化改革为市场松绑和减负，我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在改革的种种迹象背后，不也有新制度经济学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吗？

    并非就此便说某一学派的主张是随时随地皆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任何学问或主张都有其应用边界和约束条件。但要实现林毅夫教授那句“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会保持8%潜在增长率”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断，则有关学者概括的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基点的新供给主义改革，当为经济政策一时之选。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不啻是回归常识的市场宣言。“解放思想”，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途。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因为占豪先生新书嘱我作序。该书背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较量与博弈，涉及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时局问题，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但落脚点还是放在中国于全球大博弈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最后三章的标题里出现读音完全一样的三个词：“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它们的区别，表面看仅仅在于引号的位置，却让我们对“中国之危与机”中的“机”之所归，有着某种文字之外的特殊期许。尤其是身处变革时代，国人对于“通往彼岸之路”的答案更是充满希冀。之所以在前边莫名其妙谈及当下的经济学流派，也是尝试着对新一轮改革力度及政策取向做一点分析。采用这种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受益于占豪和他的书给予的启发。

    作为一部分析国际形势、建言国家战略的著作，区别于通常的财经书不说，其难得之处在于思考框架以及问题导向。按照写作和出版的顺序，占豪把《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册“经济篇”以经济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经济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下册“局势篇”，以国际政治博弈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政治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这两本书用占豪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阐述主线不同，但其最终发展逻辑却密切相关并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