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中的“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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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熟悉的营养物质，莫过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日常饮食中，常常会听到某食品蛋白质丰富、某食品脂肪过高等等说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营养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进一步谈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谈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谈论多糖在人体的转化与代谢，还加上了对维生素的新认知，但是，除非专业人士，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讨论微量元素。乌托邦理想，就相当于管理思想中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与生命活力紧密关联，乌托邦理想也与管理实践紧密关联。缺少乌托邦理想，管理就可能失去创造力，更有可能失去道德准则。人们往往热议价值观问题，但却往往忽视价值观的背后必须要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支撑。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是一种超验正义，很少，无法证明，却不可缺失。就像人体缺少了微量元素可能生病一样，不是缺铁导致贫血，就是缺铜致使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而“浑身不得劲”的状态往往与其有关。最明显的是无法进行实证的良心，良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基本要素，但是，没有乌托邦理想的管理者，很可能在实惠面前发出“良心多少钱一斤”的感叹。固然，传统儒学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炼，可以修成经验型的道义;通过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反省，可以修成超验型的灵明。但世界上能够“破心中贼”的人只是少数圣贤，大众行为的正当性，总需要一些想象中的东西来衡量。人们之所以敬佩康德的道德律条，是因为他的律条来自仰望星空。

传统儒学的经验性和“实用理性”，使其在确立普通人的超验信仰方面存在某种不足，所以，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却要以“神道设教”方式保持常人心中的正义，而且要用各种“证明”方式使其虚拟经验化，对于大众来说，需要以神道设教形成的敬畏来保证其行为的正当性，一旦有非义行为就会“天打五雷轰”。对于学者来说，“天下为公”的超验正义会使他们的行为能够担当起天下道义，避免他们堕入俗儒、陋儒的陷阱。由此来看，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途径之一。

有些人觉得，管理实践中要排除一切幻想。这不能说是错误，但会失去超验的标尺。《礼运》所确立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可望而不可及，但“礼义以为纪”的小康是可望也可及的。尽管《礼运》不满于小康，但只有期望大同，才可实现小康，如果期望小康，就可能只会落到乱世。这就是俗语所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管理中所谓的理想教育，事业的神圣化，工作的道义化，实际上都多少带有乌托邦性质。没有了乌托邦的超验标尺，事业就会坠落为糊口，工作就会坠落为混饭。

孙中山一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并不用严密地论证潮流的内涵是什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反抗清朝、反抗北洋的因素，起码能牢牢掌握住道义的旗帜。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使举国上下如痴如狂，“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眼下的传销术，某些培训大师的谆谆教诲，都具有这种唤醒幻想的效果。乌托邦理想具有极大的潜能激励性。而乌托邦的超验性，决定了这种激励的善恶在事前无法证实，只能在事后根据结果判断。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管理悖论：只有对乌托邦理想保持足够的警惕，才能使这一理想不至于脱轨由善入恶;而没有了对乌托邦理想的激情和崇拜，其激励作用又会大大降低。中国古代儒学，对《礼运》大同的疏离，恰恰是悖论中的持中;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则出现了忽左忽右的波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波动是从文革十年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次转型在思想上是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开端的。实践标准的确立，使中国告别了政治乌托邦。在学术意义上，实践标准正是对超验的否定，从而回归到“实用理性”。然而，彻底告别乌托邦，一切付诸实践检验，理想主义破灭后的“闷声发大财”，有意无意地排除了道义的衡量尺度，又把社会带到丛林地带。因此，梳理管理思想史上的大同理想演变，可以为当今如何看待乌托邦理想提供参照。

没有康德的仰望星空，人类将会失去神圣。但是，如果世上人人都是康德，那么被脚下的坑坑洼洼绊倒的人就会不计其数。人体健康不可缺少微量元素，但微量元素也不能大量提供。缺少它会生病甚至死亡，但吃多了则会中毒。研究管理思想史，需要跳出乌托邦是补药还是毒药的对立思维，寻找它的适当地位。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大同思想是超验的，而微量元素是可检验的，但是正如老子要把不可言说的“道”硬要说出来一样，这一比喻庶几近之。

不妨以衡器为例。价值观需要定盘星。古代的衡器——秤，就是公平的象征，其基准单位为斤。从秦汉起，一斤就等于十六两。老式杆秤上，可以看到从定盘星向外的十六颗星星闪闪发亮。关于为什么采用十六进位，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是：古代发明秤的人(有人说是范蠡)最初受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的启发，采用十三两制。但发现有些商人缺斤少两，发昧心财，且以商求富和农耕求富的难易程度有明显差别，有违公义，于是，他又给秤上按照福禄寿三星的传说增添三两，把一斤变成了十六两，以此告诫商人：短一两失福，短二两缺禄，短三两折寿。衡器上的刻度承载了对公正的美好期望。这种无法验证的传说，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乌托邦精神。大同理想在管理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妨从这一角度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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