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高压监管秸秆焚烧 村民仍继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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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环保部发布消息称，正在京津冀地区持续的灰霾污染还将延续至月底，专家认为，此轮空气污染主要受秸秆焚烧影响。无独有偶，10月25日长春市也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媒体亦称这与农民焚烧秸秆有关。

为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强硬措施监管秸秆焚烧。在吉林省梨树县沈洋镇长丰村，一村民因焚烧秸秆引燃附近村民玉米地，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

不过有基层官员认为，如果不给秸秆找出路，而只靠宣传教育“禁烧”很难根治。而沈洋镇一位曾驻村三年的大学生村官杨志明(化名)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碍于资金设备有限，秸秆还田还存在很大难度，村民处理秸秆还是以焚烧为主。

秸秆产量高无处存放

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10月13至19日，全国共在19个省份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766个，其中吉林省208个。

秸秆禁烧已成为目前国内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手段之一。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环保部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提出“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是当前治理大气雾霾的有效措施。

据报道，根据实际测算，每公顷玉米可产生7-8吨的秸秆，以前秸秆在农村的最主要用作生活燃料，2吨秸秆足够一个普通农户用一年。

吉林省德惠市农机局局长张国恩表示，现在农村取暖、做饭主要用电和煤，作为主能源的秸秆用量少了;另外，玉米的种植密度加大了，秸秆的产量高了，剩余量就多了。

一方面剩的多了，一方面却无法储存，在村民看来，焚烧秸秆也是无奈之举。

河南新乡人娄红乐对秸秆焚烧有过一些观察和分析，10月24日，他投书记者，希望以自己的见闻替农民焚烧秸秆说句“公道话”。

娄红乐的家乡在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地处华北平原，也深受秸秆焚烧之苦。每年夏收秋收之际得傍晚，到处浓烟滚滚，十米之外不能见人，眼睛也被熏得疼痛，呼吸都成困难。“乡镇里把干部全撒了出去，天天守在田间地头，禁止乡民焚烧秸秆。同时也会要求村委通知乡民禁烧秸秆，违者从重惩处。”

“但不管宣传有多苦口婆心，措施多严厉，阵势有多大，还是没多大用处。白天不让烧，乡亲们会晚上结伴点一把火”。娄红乐说。

在他看来，村民们焚烧秸秆也就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他认为这与“农业机械化”有关。

娄红乐称，农业机械化以前，村民们收割完粮食，剩下的秸秆打成垛子，作喂养牲畜、引火之类用处;当联合收割机开进了农田，实现了机械化收割之后，秸秆被散落在田间回收困难，加上秸秆在田间不易腐烂，给来年的春耕造成影响，村民不得不付之一炬。

还田成本高实行难度大

对于政府极力倡导的秸秆还田，在一些人士看来，实行难度仍然较大。

10月25日，前述驻村大学生村官杨志明告诉澎湃新闻，目前秸秆还田的成本相对较高，粗放式的还田往往会给来年的播种造成不便。

杨志明说，他所在的后太平村已经开始实行秸秆禁烧，政府鼓励村民秸秆还田，免费提供一些“腐熟剂”，村里只需要支付费用。到了冬天，只要将腐熟剂洒在秸秆上，经过一两个月，秸秆就可以腐烂还田。“但村民都并不认可，我们村当时拉回了几吨，没人用这个，现在都还在村上放着”。

而如果单靠收割机打碎后还田，因秸秆不易腐烂，来年播种时部分种子或青苗不能完全和土壤接触，导致不能完全发芽和存活。

杨志明认为，一方面村民的意识不足，另一方面秸秆的利用率低又还田成本高。“比如曾经村里计划购进一台机器，将秸秆压缩后销往内蒙古等地做牲畜的饲料，但得花20多万”。

目前他所在的镇村，秸秆主要还是以焚烧为主，监管面临困难，“防不甚防”。

杨志明说，十一期间，全镇干部放弃休假，还是管不住，“白天不烧，他们晚上烧;今冬不烧，村民明年春天还是会烧。还有一些‘捡地’的(捡拾他人农田中收获残留的玉米棒子)，不是他自己的地，他为了方便捡玉米棒子，一把火就给点了。”

要为秸秆找出路

在张国恩看来，简单的宣传教育收效甚微，最好的办法还是给秸秆找到出路。

“秸秆焚烧不能只‘归罪’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娄红乐认为，要避免秸秆焚烧，政府应加大投入，扶持一些能够大量消化秸秆的企业，鼓励村民秸秆还田。

杨志明则建议，除了投入资金，提高秸秆的利用价值，还可以推行免耕种植技术，这种高效种植技术，可以解决秸秆还田的难题，“秸秆值钱了，村民有利益可图，自然不会焚烧”。

而受访的焚烧秸秆的村民也表示，自己并不愿意焚烧秸秆，希望政府能出台政策“想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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