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灾害及治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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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1488—1505）是明孝宗的年号。明孝宗名朱祐堂，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在位18年。他的父亲明宪宗在位期间风流荒唐，玩物丧志，怠于政事，内外朝政为一班佞幸所把持，尤其是成化中期后宦官汪直、梁芳、钱能、韦眷、王敬等相继专权，加深了政治的黑暗腐败。成化朝的土地兼并比以前更加发展，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引发了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明孝宗即位后面对这种政治局面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他斥逐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韦眷，奸佞李孜省，阿谀尸位的大臣如万安等，或被罢黜，或被逮捕，还下令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妖僧方士一千数百人；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值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现了许多名臣，其著者有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孝宗还比较注意广开言路，改良政治，他勤于政事，也能恭俭自饬，注意救济灾民，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由于孝宗对正统以来政治积弊的匡救，弘治朝政治相对清平，朝内没有较大的政治纷争，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农民起义也较少发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明孝宗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令主”，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弘治中兴”。

明初黄河承元末之旧，呈现河道混乱、多支并流、变迁频繁、河患严重的局面。明初黄河一般为向南经淮河流入黄海，其入淮河道较大的有贾鲁故道、涡水、颍水，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支流。除南流外，明初黄河还时常北决，冲入山东运河。这些支流此决彼淤，迭为主次，黄河不断作南北摆动，变迁极为混乱。因而明初黄河河患也极为频繁，并呈上升趋势。明初黄河河患的发生地集中在河南境内，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极为频繁。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之后，供应宫廷、百官俸禄和军饷的东南漕粮由运河“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保证运河的安全畅通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明代运河既要用黄河之水，又要避黄河冲决之害，“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王軏《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明经世文编》卷184。）黄河的修治对运河的畅通关系甚大。明初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多次引黄河之水济运，如宣德六年浚金龙口，引黄河水达徐州以便漕运；（《明史》卷85，《河渠三》。）正统十三年疏浚太黄寺巴河分水处，分黄水接济徐州、吕梁二洪；次年又浚黑洋山西湾，引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天顺七年疏浚金龙口以接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这种人为的往北分水，常常造成主溜夺枝，北面和南面都频繁遭受水灾，尤其是经常向北决口，冲毁张秋运道，使漕运时时处于黄河洪水威胁之下，漕运安全畅通难以保证。继正统十三年黄河决于新乡八柳树向北冲入张秋运河后，弘治二年黄河又决于开封黄沙岗，五年黄河决于开封金龙口，溃黄陵岗，都向北冲入张秋运河，造成漕运中断。朝廷先后命白昂、刘大夏治理黄河，这是明前期两次重大的治河活动，他们改变了原先向北分流的治河方略，开始实行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这种治河方略的改变，也影响了黄河的形势和河患发生的情况。这种治河方略一直实行到嘉靖时期，才改为令黄避运、束水攻沙。因此弘治一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其前后治河方略、黄河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弘治朝在明代黄河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一、 弘治年间黄河水灾概况

弘治18年中黄河共发生水灾54次，占明代黄河全部水灾（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决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详31次。

（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十五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历朝黄河年均水灾次数分别为洪武1.35次、永乐2.45次、宣德2.9次、正统5.64次、景泰2.71次、天顺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庆8.5次、万历3.46次、天启3次、崇祯4.06次，可见明代黄河水灾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黄河水灾较多的时期，其次数也高于整个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建文、洪熙、泰昌三朝无统计。）下面简略叙述弘治朝几次较大的黄河水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