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工程建设争议的哲学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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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工程建设争议的哲学思辩

　　林初学

　　近年来国内围绕水坝建设是非问题的激烈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和传统主流哲学思想不同观点间的对立和论辩，以及这些观点对我国工程界、社科界、媒体和政府部门愈趋重要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去分析探寻这些争议的哲学根源，从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人文思想中汲取营养，提炼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工程哲学的基本理念和范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制订和实施我国水资源利用和能源开发的产业政策，搞好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水坝工程争议的根本源自自然观和价值论的差异

　　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603页）。这也是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协调的三重关系。微观层面：人的道德心与利欲心之间的平衡；中观层面：人与人之间即社会关系包括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宏观层面：人与自然的和谐，指人类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栖息地之间的整体长久和谐。而人与自然关系中最为基本也最为久远的一项是人与水的关系，人类主动调整这种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兴建各种水利工程。

　　水为生命之母，水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时空分布的演变孕育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也使得一些古代文明消亡。科学、技术、管理的进步使人类形成愈来愈强的水利工程能力，可以局部调整水的时空分布。各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满足了农业及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现代水利工程往往还兼有防洪、发电、航运、休闲等功能。今天，几十万座大小水坝矗立在全球大小河流的干支流上，作为现代水利工程的核心设施，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着用水、电力、运输的便利。

　　与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遭受许多非议一样，水坝工程并未因为其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而免受指责。对建设水坝的是与非，世人已有过长久的争议。西方发达国家在时强时弱的反坝声浪中建设了成千上万座水坝，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也基本完成了其水电资源的开发。近年来我国国内围绕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和社会影响，也频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达到白炽化的程度。

　　导致建坝意见严重分歧的原因是复杂的。一般来自几个方面：如对基本事实和实际数据了解的差异或运用之进行专业分析的技能差异，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考察问题的差异，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损益不平衡所形成的歧意，还有水坝建设的失败案例或在某些方面处理失当所遗留的技术、经济、社会影响，等等。从哲学根源上看，最基本的分歧植根于自然观和价值论上的差异，反映着不同哲学思想的碰撞。

　　早期最著名的建坝争议案例当属上世纪初叶美国赫奇赫奇峡谷水库计划引发的长达七年声势浩大的大辩论。水库系旧金山市远程供水工程之关键部分，由于赫奇赫奇峡谷位于风光旖旎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世界最早也是当今最大之一的自然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的缔造者、自然保留主义者约翰·缪尔发起抗议运动，获得举国上下的关注和相当广泛的应同，在权衡环境和社会利益得失后，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通过了水库提案并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批准兴建。坚决支持此工程建设的是另一位环境保护运动先驱、进步主义著名领袖、美国首任林务局长、资源保护主义者吉福德·平肖。平肖的“明智利用”原则鲜明地指出，人类保护自然资源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基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长久的最大利益”（Gifford Pinchot's Principle，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greatest number in the long run”），其成为传统环境保护阵营资源保护主义的经典指南，亦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思想基础。尽管依据这一思想所制定的国家森林及土地河流等资源保护和利用政策在扭转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的艰难局面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由于“明智使用”原则所凸现的人本思想和主体理性，依“后现代”的历史观看来是“物化”、“矮化”了自然界，平肖的资源保护思想还是被一些人贴上“人类中心主义”标签而横遭指责。

　　被誉为环境保护先知、“西方道家”的缪尔崇尚“荒野的精神”，他游历北美秀丽山川，以大量多彩多姿的游记，阐述他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这些描绘大自然令人震撼的美的文字“感动过整个国家”。缪尔反对“明智使用”原则，他认为荒野（大自然的代表）的美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与缪尔同时代和后来的拥戴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生态中心主义学说，坚持声张自然界自身“内在的”价值和平等的权利，提出要以自然的原因而不是人类的原因保护自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呼应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科学理性的否定及重新理解和厘定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呼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武器，国际反水坝运动组织高喊出“让江河自由奔腾”的旗舰口号和行动纲领，国内反坝响应者也提出“保留原生态”的带有浓厚“后现代”色彩的激进环保主张，口诛笔伐水坝工程，以图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决策。

　　赫奇赫奇峡谷水库案例里平肖和缪尔的争议标志着环境保护阵线内部由于自然价值观的不同而衍生了资源保护主义与自然保留主义思想的政策分野，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为不同的环境保护组织或理论学派所追随并持续影响着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走向。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辨析水坝工程的是非哲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科学统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论述中的自然观、方法论以及人文精神可以启迪和指导我们认识水坝工程中的哲理。应该着重从三个方面去把握和认识：实践论以及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体论是研究工程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认识论以及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辨证法是辨析水坝工程争议是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及贯穿其中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构建和谐工程提供了基本尺度和规范。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56页）。这必然引出实践主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首先把存在看做是主体实践的对象，改造的对象；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断地使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自在的自然不断在转化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第26页）。

　　在今天，时以月计，初生婴孩在父母的启示下即能有自我意识，时以年计，少年人即可借助教育和科学对其生长的环境有相当的认识。原始人类何时发展到有自我意识，还是哲学史难于考证的问题，但哲学史家告诉我们，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区分主客，是人类发展的伟大飞跃；而基于主体对客体的不断认识，人类意识到可以去适应或利用乃至部分地改变自然界，使其更适于人类的生存，即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产生，这是人类发展更伟大的飞跃，揭开了人和自然关系史上崭新的篇章。科学技术的进步，放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弱者地位，使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靠近了许多。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开主客关系之先河，到笛卡儿创立“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无一不在辨析和见证着人和自然主客体关系发展演变的这一历程。

　　人类以其主观能动性干预自然，改变了自然界演化的节奏。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对自然干预的能力和规模空前增长，一些副作用逐渐显露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精辟分析，“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生态的恶化，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失去平衡。现代科技的成果被挪用于人与人、国与国利益相争的武力较量，潜藏着毁灭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威胁。人们又一次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终极命题的考问，从哲学家到工程师，从政治家到艺术家，对科学对哲学乃至人类的使命和责任重新进行严肃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部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于认识改造自然，也表现在修正人类自身的错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通过反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愈来愈清晰，逐步形成全球共识。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全球共识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表现。

　　然而，后现代社会思潮将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种种弊端归咎于人类掌握了科学技术后对自然力的征服。一些哲学流派借反思来清算科学理性，试图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哲学主客体关系的自然观，将之批判为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中心主义的旗帜，提倡人和自然万物权利平等，人类不应该也不具有权力对自然进行干预和改造。这些“反思哲学”构成了当代激进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学术界和部分公众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就是其学术主张。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消极地崇拜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0页）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藉此我们也可以认识生态中心主义的消极和片面。

　　哲学家们常引用爱因斯坦一句话：“一条鱼对于他一生游动于其中的水有多少了解呢？”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永远是有限的，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确实不是万物的尺度。对科学理性发出诘问的哲学流派大多是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发起猛烈攻击的，宗教、不可知论、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甚至伪科学亦是在这里找寻他们的生存空间。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科学作为人对宇宙万物认知知识的统领，其进步永远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有限向无限不断逼近的过程。科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提出问题与假设，通过实证或证伪，在不断的丰富和更新中呈现其真理性，如列宁所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票”（《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5页）。今日之科学，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已有较大的作为，但距离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既抹煞不了科学技术工程在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中的伟大作用，更不说明羞辱、否定科学就能够达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工程能力提高，最终才有可能处理好世界所面临的包括生态和资源在内的种种问题，创建人类的绿色文明。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生态中心主义信奉者泛主体的价值观是空泛和暧昧的，其脱离实践的世界观也是悲观和消极的。他们否定以科学、技术、工程去变革自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试图绕开科学搜寻救世良方使其处于严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不断抛出惊人的末世论预言，渲染科学技术恐惧，另一方面离开科学理性和工程实践又根本找不到破解应对之策，许多人的思想只能长久地游走于文学、宗教、神话、迷信和玄学之间。

　　不同价值观在水坝工程建设上的对垒非常鲜明。主张“让江河自由奔腾”、“保留原生态”的反坝者们强调自然江河的“内在价值”，却失去了衡量人类生存利益的根本尺度。他们所讲的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水坝工程作为典型的人化自然过程，集中地体现了人改善自身安全条件和生存质量的人道主义努力。自古以来，夏日的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年年威胁着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洪水威胁大大减轻，大河安澜的岁月渐渐增多；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逐渐直接感受不到了清洁的水和电力的稀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惟有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小的生态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发展，才是衡量包括水坝在内一切工程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和尺度。

　　三、水坝建设争议应该在健康的语境中进行

　　新中国是世界上建设水坝最多的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江河流域防洪减灾、农村供电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水能资源储藏量世界第一的比较优势，我国中大水电工程开发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苏联教训”、“水火之争”、资金技术约束等困难阶段（李锐《<莫让江河空自流>序言》，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年）。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进入了相对顺利的阶段，至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水力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目前我国未开发的经济可开发水电资源接近3亿千瓦，如果开发出来，发电量大致相当于每年节约5亿吨煤炭消耗，减排约15亿吨二氧化碳气体，为人类克服对其共有栖息地最大威胁的温室气体顽症做出重大贡献。从利用水资源的角度看，兴修水利开发水电本身就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工程，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总体而言，其正面效益远大于负面作用。把我国江河丰富的水能资源开发出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这是中国工程界特别是水利水电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我国水坝工程也有少数失败的案例，带来深刻的教训。还有过去在移民、环境方面处理失当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负面的影响逐渐显现和突出出来。科学有序开发水利水能资源问题，引起学术界、工程界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树立工程新理念、推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水利部汪恕诚部长《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中国工程院陆佑楣院士《我们该不该建坝》、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滕藤《水利工程与生态经济》、人大环资委原主任曲格平《促进水电工程与环境的和谐》等篇精彩论述，辨证地分析了水坝工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水坝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改进水坝工程建设管理、抑制其对生态和社会负面影响的现实意义。这些论述对于思考工程哲学的基本命题，引导建坝争议向良性方向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与过去的争议不同，今天建坝论战反方主力中包括一些受后现代社会思潮影响或接受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专家、环保人士和媒体记者，基于其对科技和工程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持的强烈“批判意识”，抨击水坝工程的语言之尖锐也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水坝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

　　国内外许多社科学者已经对后现代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的唯心实质以及其社会主张的消极危害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种社会主张的实现至多只能使我们在现代主义的瓦砾上做一个无家可归者”（王晓林《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2006年）。在反水坝论战中存在一些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是把反坝和环保等同起来，把修坝建库防洪发电放到环境保护的对立面，抹去水坝工程正面的生态改善作用，对其负面作用大加鞭鞑，以此来诋毁水坝尤其是水电工程。在对公众的宣传上刻意滤掉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官方组织和专门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能源委员会以及各国政府能源部门）各种官方正式文件对水利水电工程作为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而予以鼓励开发的地位的反复肯定，竞相把西方已延续了上百年而在后现代社会思潮中又激烈泛起的反坝主张作为主流声音来传播。这种以反坝来标签其环保思想取向的做法博得一些公众的支持和追随，与某些媒体屏蔽歪曲主流声音的片面宣传有关。在学术界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深层生态学等浅绿（也有译“软绿”）理论被作为环保经典引入而倍受追捧，而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内的其它绿色理论甚至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占据主流的保守主义环境观点及政策实践大都退居其后或拒之门外或横遭抨击，环境保护的荣誉光环只能留给激进的环保思想独享。

　　其次是“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想的活跃，在水坝争议及后来“敬畏大自然”等论辩中充分表现出来。除了如同后现代社会思潮一样对科学技术和水坝工程的大肆贬低和诋毁外，一些反坝人士还时时不自觉地摆出救世主的姿态指点大众，觉得其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比人类中心主义先进，自己的环保思想崇高使命神圣，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有了资本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的道德导师，就可以超越专业超越实践以“诗意的浪漫”构建“科学事实”和“科技理论”来为行业专家指点迷津。其实际，就像上世纪末美国索卡尔诈文事件中所揭示的一些元勘者学术上的浅薄和荒唐别无二致。比如，现在还流行的一个中国特色的反坝宣传，即低坝学说，拿欧洲低地国家河流上常见的那种低坝来套我国西南山地河流水力开发。一些反坝者声称：我们不是什么水坝都反对，为何不学习欧洲建低坝呢？古人的智慧也比你们高明，比如都江堰就不建高坝。都江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千古工程奇迹，令世界折服，其美妙绝伦确实让今天的许多工程师也叹弗不如。但我们不能以都江堰的无坝引水来反证当代水利工程建坝和建高坝就愚蠢。科学技术史告诉我们，高坝工程是近现代水工坝工学的产物，是集合了科学计算、工程材料和施工技术进步的结果，古代水利工程中没有高坝是古人根本没有办法在干流上建设高坝，现代水坝选择高坝低坝方案因地因事而论，不是什么智慧高明的问题。我国水能资源富集的西南诸河多为V字形峡谷河道，水量枯丰又随季节性变化极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不适合建低坝（除非建引水式电站，其容易造成部分河段断流，正又是生态环保要竭力避免的），对略具坝工学知识、了解水文情况的人而言，理解起来很容易。事实证明，这类开黄腔的“科技理论”迷惑了不少公众。

　　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不意味着推翻科学理论本身；大众参与国家大型公用工程的民主决策，不意味着非专业人士就有资格能超越专业来当科学和工程的家。认为唯科学主义是计划经济思想基础的哈耶克在厉言批判科学理性时，矛头也不对准科学和科学家，而是对准那些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人。当反水坝争议发生在科学理性发育并不充分、学术风气还欠严谨的语境中，国内的后现代追潮者在以“愿景”替代科学，价值观解读为科学常识，学术观点引述为实践结论，以及不顾事实不求逻辑不讲操作性等方面，比其国外导师们要走得更远。比如，反坝者总以欧美国家环境秀美引证其环保及治水思想如何先进，而恰恰是那里水电开发程度相当高，不正说明开发水电的同时可以保持山川秀美吗？又如，反坝宣传讲莱茵河干流上没修水坝所以波光水色美丽，岂不知上世纪60年代莱茵河被称作欧洲的下水道，环境严重污染，不正说明河流污染跟修坝与否并没有直接关联吗？类似证例在水坝争议中不胜枚举，把今夏四川盆地的严重干旱归因于三峡大坝形成所谓“木桶效应”的理论应算作最近也最骇人听闻的一个。

　　最能反映极端反坝人士学术风气的例子当属关于美国拆坝的不实宣传和《沉默的河流》一书的译名。美国近些年有几百座修筑在支流、溪流上的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弃水坝被拆除，坝高均值约6米，查明坝长均值约65米，绝大部分为无名小坝，和水电也多无联系。反坝人士为将其炒作成发达国家进入拆坝时代了，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反坝专栏文章时，特意把坝高坝长数据从列表中删去，配上胡佛、格伦等大坝的雄伟图片，以数据和图片上的一删一加来达到煽情目的，竭力混淆公众视听。世界反坝运动核心美国IRN（国际河网）主任麦考利所著《沉默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书，副标题为《大坝的生态和政治》（The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是全球反坝者的圣经，散文体风格，把水坝水电描绘成万恶之渊薮，是人类所干的最愚蠢的事情，人权、污染、腐败、贫困、瘟疫、浪费，所有社会丑恶和经济危机都和水坝相连。此书并不包含坝工学或是经济学的理论，但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时，名字变成《大坝经济学》，用意无非是添上学术名头，将极端反坝的一家之言改换成学术共识的面目，便于行销反坝主张，这并不难理解。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中文译书再版时居然加了一个生生捏造出的中译英的英文书名“The Large Dams Economics”，还被指定为高等学校教科书。这些手法的匪夷所思恰恰揭示了一些反坝学者思想和学术上的随意性以及他们参与水坝论争的功利追求。这虽然只是个人学风是否严谨的问题，并不能充分证伪反水坝工程的不是。但是，这些手法严重恶化了水坝及其它问题争论的语境健康，妨碍了争论的公平进行，是对澄清问题解决分歧的干扰。

　　四、新世纪水坝工程呼唤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的交融

　　科学、技术、工程是现代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手段。科学侧重于发现，技术侧重于发明，工程侧重于造物。工程是人类利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科学）和创造发明的工具技艺（即技术）对自然界进行趋利避害（即以价值观区分的行为目的）改造的活动。工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后果将取决于认知能力大小、技术水平高低和价值观的正确与否。由于工程的实践性与社会性，以及大型工程经济社会生态后果的长期性，工程实践须臾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启蒙领袖们就意识到救中国除了赛先生还需要德先生。但自科玄大战后，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科学和哲学渐行渐远，工程界和哲学界也形成一定的隔阂。近年来，国内学者率先开展了工程哲学的研究，着力“在工程和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把哲人智者对世界普遍性问题的思辩引入工程规划和实施以及后评价的良好尝试。

　　工程建设确实包含着很多哲学问题，在关于水坝建设思想争议的分析中，看到比较多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不同观点对立和论辩的一面，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去探寻，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哲学思想特别是科学理性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互补、交融的一面，包括后现代批判意识中存在的许多合理成分，完全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建构新世纪水坝工程建设理念的精神营养。“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真善美是科学人文主义研究的范畴，科学的主要使命是判别真的问题，善的问题留给价值观判断，美的问题交由艺术思想评价。而工程哲学研究的使命是要把这几个方面总括起来，让我们的工程师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和全局意识，和科学家、政治家、金融家、企业家、艺术家协力合作，共同承担起治理江河筑坝兴利的艰巨任务。

　　要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现实基准，客观求实地分析在江河上建坝的利弊得失，正视水利水电大坝工程给我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种种负面影响的情况，更要深刻总结和汲取那些失败案例给我们留下的惨痛教训。在“必然王国”面前保持应有的审慎谦恭，充分估计我们为工程和生产“而从事的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方面的影响。”学术思想应该广为开放，百家争鸣，以期从中获取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从反面意见中吸收其合理的成分，持续改进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采取各种工程和非工程的措施，将种种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政府的政策指引和实施标准应该更加明确清晰，科学规划，充分论证，谨慎决策，依法办事，就事论事，抓主要矛盾，要用立法和政策引导开发者超越传统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发模式，把足够的资源和功夫花在切实保护移民群众利益和改善库区生态环境上。

　　今天很多人已经羞于高唱《我的祖国》中“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那拨动过多少建设者情怀的优美乐段和唱词。其实，问题只在于“唤醒”与“改变”的目的和方式。我国仍是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能照单全收在西方也属激进的深层生态学的后现代主张。中国工程界直接担负着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重任，钻天入海，爬山涉水，架桥铺路，建厂开矿，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力尽所能，这是光荣的使命。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有建国以来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为借鉴，如果再加上一支以先进的工程哲学理念武装起来的优秀工程师、建设者队伍，通过长远规划，科学决策，精心设计，有序开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重点解决好移民和生态两个课题，水利水电界一定能够不辱使命，演奏好我国江河治理水能开发这部宏大的乐章。　（编辑/于翔汉）

　　来源：三峡工程总公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