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惟敏：建筑的独特性离不开场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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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庄惟敏

“藏、空、导、变”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对总图、场地的一个思考。一个建筑一旦被设计生成之后就很难改变，不像一个雕塑或者一个小品，可以搬走。建筑具有非常强的场所性，这种场所性在前人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场所感也是我们在培养建筑师的过程中必定会传授的一种很重要的技能。所以，建筑坐落在一个场地上，它的独特性不在于建筑本身，而是建筑和场地共同作用而成。

场地有其独特的灵性，具有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在这块场地上原本呈现出来的历史文脉会作用在建筑物上，尽管这种观念被建筑师所接受。然而，建筑师总有一种冲动或者“自认为”的责任感——要改造环境。这种改造如果对环境本身的延续和发展有裨益，就是有意义的，但是场地的随意改变，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我非常认同“任何人在工作过程中不可以超越自然”的观点，我们能做的，恰恰是保护好自然的地形、地貌、植被，甚至是不利的特征场地。不过往往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必须要大开挖，而后再恢复为原貌，实际上这是很困难的事。原因之一不是开挖的技术不行，而是开挖之后扰动了土地力学本身的一些特征，很容易造成地质的变化。怎么利用场地、利用土地力学的特征就变成了建筑师最基本的功课和责任之一。

北川抗震纪念馆实际上是抗震纪念园的一部分。纪念园包含了纪念碑、标注广场、水面，抗震纪念馆是唯一一个小型建筑，带有城市重建的性质，这个建筑如何契合到整个纪念园里？首先，我们的策略是使纪念馆“藏”起来，作为纪念园的陪衬，而不是主角，成为纪念碑和环境的附属与背景。

在做项目设计时，我们发现了当地羌族的一种原始崇拜——白石崇拜。在羌族人屋顶的角落里都放有白石，传说中羌族的守护神用两个巨大的雪山为羌族阻隔了敌人，后来这两座雪山演化为白石，因此，白石在羌族人民的心中就是“神”。通过这个观察，我们把建筑放在了园区的一角，而非像一般建筑那样放在轴线上。我们将纪念馆的体量压缩到最小，做成白石的形状，留在这个场地里，让广场沿着屋顶缓缓上升，形成地景平台，一个具有强烈雕塑感的、白石崇拜意象的纪念馆融入到整个环境里。纪念馆和隔河相望的纪念碑、纪念广场以及更远处的静思园组合成一个整体，所以，虽然这里有一个建筑，但看有似无，这种策略使建筑与环境的定位以及纪念园的定位明晰了。

缓缓而上的屋顶种植了绿植，将地面的铺装延续到屋顶上，设置了“之”字行的座椅和景观灯，与广场相融合，使屋顶具有缓坡和看台的性质，让老百姓可以在缓坡上活动。纪念馆、纪念碑以及静思园形成点状分布，把建筑作为背景，使景观、广场等公共空间成为主体，这就是“藏”的意蕴。

很久以前，老子就有训诫：建筑对人来讲，形体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建筑内部的空间。所以“空”本身就是“形”，有时往往“空”的意境比“实”更深远。

这个项目位于丹东城里为数不多的一座小山坡上，是一座老的抗美援朝纪念馆，要扩建整合成纪念公园，我们要保留的是全景画馆和彭德怀指挥馆，拆除旧馆整合的空间距离实在太小。经过分析，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总图规划，运用了两个最重要的手法：第一，尊重现有保存的建筑；第二，延续了城市的轴线，把北轴线延长，在基地缓坡的位置形成了大量人流集散的停车场，变成纪念园的一个主入口，将人流吸引过来。

我们按照要求在设计中拆除了老建筑，新建一个纪念馆，但这个纪念馆仍然是采用贴合地形的方法，以此来解决空间狭小的问题。纪念馆的屋顶随地形缓缓上升，将纪念广场扩大。将室外展场修建成一个人工跑道的形制，用来陈列飞机和大炮。场地与环境景观的融合、关键节点的设计都考虑到其历史性及纪念性而融入了很多带有战争体验的特征。纪念馆与景观的融合，以及枪炮弹壳等一字排开。标高是恒等的，登着台阶逐级而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参观者首先仰望到纪念碑，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到纪念广场，视野豁然开朗。大量的游客可以顺着缓坡向上，通过高差组成广场的不同景观特征，从纪念馆建筑的屋顶上还可以远眺鸭绿江上的断桥，让人充分感受历史的沧桑。这种高陡与深远的转折关系令人更容易进入场地被赋予的精神境界当中。

建筑整体的一半是扎入地下的形体，总体造型简洁，主要是希望利用屋顶本身将纪念广场扩大，经过设计，整合出了一个垂直公园。由于北轴线展开，使得纪念碑在城市的意义更加重大。在细部上，我们将清水混凝土凿成不同形状的坑洼，象征弹孔。我们不是在宣扬战争的残酷，更多的是宣扬反思，希望大家对和平、对城市、对美好生活更珍惜。

赖特说：“建筑师应该与自然一样的去创造，一切概念意味着基地与自然环境的相协调，最终取得自然的结果，而并非任意武断而固定僵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