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隽：文化形态、建筑师人格和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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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罗隽

在中国，建筑界是个很特别的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官方常将建筑风格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讨论。迄今为止，我们还常常提到“探索回归建筑的本源、回归设计的本源”，而这些本是大学时代就应当牢固掌握的概念。可如果连这些基本知识都不能掌握，那建筑学人的信念在哪里?判断力在哪里?又何谈创新能力?

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反思与品评新中国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对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筑现象和当下中国建筑界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无疑重要且极具价值。

文化形态与现代主义

很多年前，建筑界就有专家指出，建筑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未在中国开花。究其深层原因，与我国仍然处于带有浓厚小农意识色彩的文化形态中相关。文化形态与建筑行业的关联是很久以来在我国建筑实践中农民文化形态的表现和延展。诸多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者曾指出，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农民文化形态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的激烈冲突和排斥的结果。这应是建筑“现代主义”不能在中国赖以生存和延展的文化土壤。

正如斯，“现代主义”在我国虽已生根，却未能开花结果。之所以述言“现代主义已生根”，是因为老一辈留学回国的杨廷宝、童寯、赵深等第一、二代建筑师们带回了现代主义的种子并播撒实践。这种实践随着北京和平宾馆、儿童医院和电报大楼等建筑的崛起而生根，在上世纪50年代趋于成熟，却于本当开花结果时被新时代斩断树根：从1957年反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大批优秀建筑师因愤懑和无奈停止创作。而今，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认识到文化危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深层危害，犀利地指出我国当代城市建设和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的丛生乱象，“建立文化自信”一语中的，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形态中必须改革进化的成分，指出我们在当今全球竞争中需要走出困境和面向长远未来的文化途径。

城市建设和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两种文化形态冲突中，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还未成主流。有些领导自诩对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是内行，对专家和职业人员毫不尊重，时常干预专业机制，色厉内荏却有着“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心态，缺乏对建设项目的工程技术知识、美学和价值判断，连一些低标准的建筑也非请外国建筑师提供怪异的设计方案不可。二是我国规划师和建筑师自我贬低和专业水平不高所致。不得不说，当代中国大部分城市景观仍由我国本土设计师塑造。不少设计师在面对政府领导时屈从附和，设计作品要么违心、要么低俗。

几年前，我曾作为评审专家参与山西某地政府行政中心的建筑方案设计竞赛评审。当时，国内多家设计大院提交了竞赛方案，绝大部分都采用高大唬人的中轴对称的午门形态，中央置有超大广场，形成庞大威严、具有封建衙门气势的设计。我当时问过几家汇报方案的建筑师：“为何要把以民主亲民、自由开放为时代特征的政府建筑设计成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建筑模式?”他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政府领导提示过，他们喜欢这样的建筑”。

作为建筑师，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社会责任感?看过伦敦市政厅的人都知道，它体量很小，前面是个开放的市民广场，是完全融入了周围城市空间环境的、尺度适宜的市民建筑。设计师既然知道不好意思而执意为之，只能说明是媚权思想在作怪。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建设和景观面貌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中国各地极具特色的城镇变得千城一面，生态和景观环境遭到破坏。我曾调查和访问过的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房地产项目开发以及开发区和科技园等。这些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理念陈旧老套，开发带来了土地资源利用的浪费和城市的无节制膨胀，并由此改变城市景观文脉、造成问题。特别是部分涉及社会结构、邻里居住形态、生活模式和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要到多年之后才会暴露。这些和身处这一时代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工作分不开，我们应反思自我角色和所作所为。

文化形态和人格缺失

文化形态和建筑师的人格素质血脉关联。农民文化形态社会下的多数建筑师都具有意志力软弱、附和权势、跟风随流、缺乏判断力和进取心的品性。而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文化形态社会下的建筑师则具有开放自信的心态、富于冒险精神、良好的判断力和渴望创造的热情。事实上，现代中国很多设计师都缺乏文人风骨，自明清时代遗留至今的媚权习性依然严重。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士大夫阶层自明清两代以来就丧失了独立自尊和正直刚毅、藐视权贵、宣扬创造的文人风骨。整体上，儒学阶层多已在文艺和科技领域失去创造力和感受力。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管此言论在后世君王看来大逆不道。古代中国知识阶层崇尚和高歌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

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规划师和建筑师扮演的角色却不完美。除了近20年来在大规模造城运动中扮演的帮手角色，偌大的中国鲜有为人称道的创新规划和设计作品。“乱象丛生”的城市总体规划，为了积累财富和赚点银两，我们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缺乏底线地妥协和退让，常使城市建设的控制性文件变成一纸空文，并设计出粗制滥造的建筑。很多建筑师在其中渐渐迷失了职业人格。

人格实现和设计创新

我们提倡创新，让国家充满创造力。这需要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大批人才。

只有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才会具有创新能力。因此，民主、自由、和谐的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传承和培养具有健康心理、道德感和充满正能量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人文风骨要靠家庭去熏陶、靠教育去培养、靠社会去弘扬与提倡、靠自我去实现。这是建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创造型国家之根本。而今，我国众多媒体甚至国家级媒体不乏媚俗之内容，丝毫没有起到以张扬高尚文人精神为主流的作用。

人才素质的培养需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要与工业界密切合作，培养适合工业界需求的人才。现行5年制的大学建筑学本科制应如何构成、是否应该缩短，都很有必要论证。只有实现了建筑师人格、恢复和发扬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建筑师个体乃至整个建筑师群体和社会才会具有强烈和旺盛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30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量城市和乡村建设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许多政府部门和官员短视，不注重长远规划，追求短期政绩甚至腐败。许多开发商快拆快建，罔顾建设质量，只为牟取暴利。这些行为浪费了巨大的不可再生和稀缺资源。其主要原由是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尚未形成主流，加之我国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中国梦”要求我们完成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要求我们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做事，按照专业的、符合事物规律的方法、规则和程序做事，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在设计创新方面，要向国际顶尖公司学习，每个项目都是挑战，从不重复自己。这就要求建筑师个体要培养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企业也要有激励创新意识的体制和机制。早在2002年，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欲在短时间内形成有竞争力的咨询设计企业，可行的途径是对部分国有大型设计院进行组织结构和产权体制的改造，以增强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惟此，我国才能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实现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的文化输出“中国梦”，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创造”。

创新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极强的研究能力。建筑的创新包括形式和功能模式两方面：形式的创新不是简单的求异求怪，而要追求建筑的典雅和永恒品质;功能模式的创新需要生活的经历、优秀的研究能力和哲学悟性，运用自身广博的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累，深入研究和发掘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建筑语言体系，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建筑美学风格，而不是像某些人士跟风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