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何为奇奇怪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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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讲了一句“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在内地激起千层浪。传媒和网民纷纷行动起来，到处捉拿“奇奇怪怪的建筑”，对之进行声讨。连国外也来凑热闹，例如一篇建筑评论，列举了内地十八座奇怪建筑，其中包括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大楼等。

奇怪建筑的定义

习近平的这句话虽然只有十个字，但解读出来的内容是成千上万个字，并经常把“奇怪的建筑”与“丑陋的建筑”相提并论。实际上，习近平讲“奇奇怪怪建筑”时，既没有给出定义，也没有举出例子。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传媒和网民捉拿的那些“奇奇怪怪建筑”是否就是习近平所讲的建筑。

习近平的话是否被传媒和网民过度解读、过度发挥了呢?我个人的感觉是，习近平的话虽然表示了不贊成的意思，但用词是温和的、宽容的。“奇奇怪怪”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而“丑陋”则是非常负面的词，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对于那些被捉拿的建筑，也不能简单地用等号把它们视作同一类，例如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大楼就是不同理念、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建筑。

什么是“奇奇怪怪建筑”?这在建筑学上从来都没有定义，也没有一条界线来区分“正常”与“奇怪”建筑。我只能根据传媒和网民捉拿的那些建筑实例，归纳出一个临时的定义。它有四个特点：一，不符合科学原理;二，不符合经济原则;三，不符合实用功能;四，不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为中央电视台设计的那座“解构主义”大楼，由于在这四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因而成为传媒和网民捉拿的头号“嫌疑”。实际上，违背科学原理和大众的审美标准，恰恰是解构主义建筑师刻意表现的个性。在库哈斯的设计中，那些“奇怪”的部分完全出于他的“艺术”需要，不但没有建筑实用功能，反而给技术和施工造成很大的难度，使原本已经超高的造价成倍上升。不过，在付出高昂代价之后，大楼并没有获得令人赞赏的艺术效果，仅得到一个尴尬的绰号──“大裤衩”。

虽说建筑是一种艺术，但它与绘画、雕塑不同。建筑有四项基本元素：实用、经济、技术、美观。前三项在绘画、雕塑的创作中无需考虑，但在建筑设计上则非常重要。建筑师应在满足前三项要求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意。倘若没有前三项，那么建筑与雕塑就没有分别了。

建筑具有公共性，它不能像一幅画那样，收藏在家中。一幅画挂在客厅的墙上，无论它多么怪异，也不会影响公众的情绪和生活。但摩天大楼、大剧院不可能放在客厅里，它们对使用者、公众以及周围的环境将产生直接的、长久的影响。所以，建筑师不应把自己当作天马行空的艺术家。

建筑界的大爆炸

为什么会出现“奇奇怪怪建筑”?这个问题要从中国建筑界的变革讲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建筑界是什么状况?简单地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平庸。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但建筑界的思想开放晚了二十年，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开始。

北京的建筑面貌一直是渐进式发展，但在二十一世纪初，被迫做了一次跳跃。这个跳跃的起点就是北京国家大剧院，迈出了建筑变革的第一步，而北京奥运会则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没有国家大剧院引出的那场大辩论，就没有后来的北京奥运会那些场馆。没有奥运会的场馆，国家大剧院孤掌难鸣，那场变革很可能半途而废。

从一九九八年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至二○○八年奥运会场馆落成，这十年对于北京建筑界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是发生在建筑界的“宇宙大爆炸”。清华大学那套“学院派”体系、梁思成教的那套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巨蛋”、“鸟巢”、“水立方”、“大裤衩”那样的建筑了。它们从形式到思想上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建筑。它们不单改变了北京原有的建筑风貌，而且打破了中国建筑界赖以生存的传统模式，迫使中国建筑师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建筑。

当年，中国许多教授和建筑师愤愤不平，批评外国建筑师把北京当作他们的实验场，抱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我认为，对北京来说，这并非坏事。在那段时间，北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思想，使北京成为全世界的建筑中心，成为二十一世纪建筑的中心。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

事实上，北京奥运公园和新商务区为中国建筑界提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特区”。就个别建筑而言，确实可以指出它们在设计上的缺陷，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就会发现它们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因此，我们在批评奇怪建筑时，小心不要把孩子与污水一起倒掉。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建筑界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并抓住这个时机，实现自身的转型，追上世界发展水平?对于那些至今仍在抱怨外来和尚的建筑师和学者，这才是一个应该花更多时间反思的问题。

外来和尚会念经

从歷史上看，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受到外来冲击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对于一个思想保守、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体系，谁有能力打破它?只有外来和尚!所以，引进外来和尚是一件好事。中国建筑界当时感到很痛，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好事。

内地民众一般有一个误解，认为外国建筑师把奇怪建筑都搬到了中国。其实，在外国也有奇奇怪怪的建筑，而且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名单。由于外国的那些奇怪的建筑一般规模比较小，影响也不大，因此不为中国人所知。北京的情况则很特别，一是，这些建筑的规模大，体形大，造价高;二是，它们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座城市出现。这在世界建筑史上确实史无前例。

对于奇怪的建筑，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为了奇怪而奇怪，有的则是怪得有理。有的建筑在开始建的时候被认为是奇怪的，后来却成为大众喜闻乐见、引以为傲的地标，例如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中心以及香港?丰银行总部等。最近我去伦敦时，也看到不少奇怪的新建筑，例如“小黄瓜”、“对讲机”、“奶酪礤”等等。它们正在改变伦敦的天际轮廓线，挑战伦敦人对建筑的传统观念。

习近平的一句话能改变中国建筑艺术的方向吗?其实，即使没有这句话，他在推行反腐、反贪以及节俭施政上的力度，也会给建筑面貌带来直接的影响。奢华、奇异、浮夸的风格将大大收敛。如果想预测中国艺术的流行趋势，那么可以留意一下彭丽媛随习近平外访时的服装—简洁、清新，在现代中蕴涵?中国文化特色。这可能是今后几年中国建筑要走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