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瑜：建筑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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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卓创国际副总经理 胡瑜

Q：您对目前市面上住宅产品趋同性非常强这件事怎么看?

胡瑜：有几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商业市场的推动。开发商追求速度，肯定存在大量的复制。一线开发商都在打造自己的产品线，目的之一是控制成本，第二就是方便复制，这样才能缩短开发周期，才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现状其实和我们建筑设计所追求的多样性有一定矛盾性，但这是目前全国房地产开发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现在房地产过了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市场驱动房地产进入精细化设计阶段，这对建筑设计师来讲是件好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时间去思考关于建筑本身的问题。

目前市面上欧式古典风格、托斯卡纳风格的产品遍地都是，我们迎合市场也做了很多，从建筑师角度来讲，其实还觉得挺遗憾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文化是很宽容的，在中国也可以有这一类风格的建筑。市场接受就说明这类产品有存在的逻辑。龙湖地产做过一个调查——“消费者心目中的洋房是什么样子的”。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地中海式的，托斯卡纳风格最受欢迎。受调查者都觉得这是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蓝天白云，红色的瓦，黄色的墙，氛围特别好，反而是我们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式风格不怎么被现在的普通大众所接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大众认为传统中式风格和自己对居住环境的愿景有差距，吸引力不足。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传统中式风格的研究和挖掘的还不够，毕竟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节奏都有一定的脱节。

Q：建筑与人、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胡瑜：中国老祖宗讲天人合一，这个理论到现在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筑和人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建筑的方式，人与建筑构成了城市。

城市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生长，自然生长就是天人合一，因势利导，自然地逐渐的随着人口的繁衍，由村子变成镇子，再变成县城，变成更大的城市，城市的功能会自发的逐渐完善，它最符合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及需求，所以自然生长的城市有他的科学性。第二阶段就是人为规划城市发展。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意识的主导或者控制自己的一些行为，城市规划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体现。再加上我们发现纯粹的靠自发的生长有很多弊病之后，就希望预判到，并提前做好规划。一分为二的看，人为规划模式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来说，这种以科学的研究为依据的人为控制和规划城市建设的方式，更趋于合理。

对于现在的一些田园城市，像西咸的这种组团式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借鉴了第一种自然生长的城市肌理。从这点来讲，两种方式能够完美结合是最理想的。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变化和修正，现在觉得田园城市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未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有新的思想出现。

Q：为什么中国很多标志性建筑是由外国机构操刀?

胡瑜：中国很多的地标建筑都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西方现代建筑发展历史比国内长很多，现代建筑设计的探索和技术手段也更成熟。设计这些地标建筑对西方建筑师也更加得心应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时候需要这样的先进设计思想来提升城市形象和企业品牌，两方面因素促使大量的地标建筑由外国建筑师来设计。这些地标设计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也有一些是新奇古怪的实验性东西。从业内来看，有一部分国外建筑师拿中国做了一个建筑试验场，并没有沉下心来研究或者分析中国的文化特色。

中国建筑师需要一个机遇。中国的传统建筑教育也需要改革，虽然建筑是一个艺术的范畴，但毕竟受制于技术。而我们大学的建筑教育的条条框框就特别多，容易限制了思维和创意，导致中国很多设计师的作品大多流于平庸。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学习，中国建筑师的文化自信的加强，相信未来中国的建筑师设计的地标性建筑越来越成为主流。

Q：西安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新的建筑如何同这些保留下来的经典建筑，如大雁塔、钟楼相融合?去年业内推出了“民间长安现代十塔(楼阁)评选”活动，结果前三名(长安塔、丹凤门、紫云楼)都是张锦秋大师的仿唐式建筑。在西安，新式建筑好像不太会被大家所记住，它们怎么才能和旧的建筑相得益彰?

胡瑜：其实你说的张大师的作品也是新的建筑，像长安塔就是钢结构做的，这和我们传统的塔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它有我们传统文化的神韵在里面，而且西安有这个文化情结，所以很容易被接受。我们年轻的时候很愤青，总是觉得西安总是不发展，总是老一套，一点都不时尚，现在回过头开看，幸亏西安坚持下来了，也幸亏我们西安有一个张大师，这是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才有可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西安这样的定位，自然有他的战略考虑，如“一带一路”，丝路起点等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安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过去西安的城市规划要求很严格，老城区限制发展，只拆不建，并把保护区跟协调区分的很开。西安可以有新建筑，甚至是完全可以有很现代的建筑，我也不认为这类的建筑就不代表西安。在城市外围如高新区，就完全不受限制。但在我们的文化保护区，尤其是城墙周边，这方面的控制应该很严格。我觉得西安制定的城市规划导则还应该更细，对传统保护区的主色彩，高度、尺度、风格做更深层次的限定。在传统建筑保护范围内，新建筑的设计要放下身段，以恭敬的心态来做。旧的建筑也应该鼓励有引导的自我更新，满足现代社会的使用需求。这样新旧建筑才容易相得益彰。

Q：您刚提到很多地方打破了这种高度的限制，那么引出一个问题。对于现在西安正在建设或者规划建设的众多超高层建筑，如何看待?

胡瑜：西安按下不表，我想谈谈一个其他城市——巴黎。这个城市当初不允许修超高层建筑，这是巴黎城市规划要求的，建设埃菲尔铁塔的时候，巴黎人很气愤，认为破坏了巴黎的市容。因为巴黎那座浪漫之都的尺度都是多层建筑，很优雅也很艺术，突兀的一个钢结构的形态出来，争议是很大的，当然现在经过了上百年了，逐渐被接受了，并作为巴黎代表存在。但是巴黎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严格限制高层建筑的，更别说超高层建筑了，只是前些年在他的一个德芳斯新区—开始出现比较高的建筑。

中国的超高层，更多的是城市政绩的要求。要说在西安，修这么多超高层建筑不一定有这个必要，但好在它们都在城市的新区。我们文化讲究包容，如果西安有这个审美需求，而且在不违背我们城市大的发展格局和整体规划的情况下，是可以尝试的，不要过分追求就可以了。如果是为了提升形象，结果高而无用形成烂尾楼，那就得不偿失了。对于市场而言，如果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在超高层里面办公以提升形象的需求，也是可以的。

Q：消费者在回归理性，建筑设计会不会也有一个回归?

胡瑜：建筑从最本质来讲就是给人使用的，人使用的舒服，才是一个优秀的建筑。这个“舒服”的概念里就包括绿色、环保、品质、环境等等，是一个很全面的概念。

回归本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前些年时间房地产的爆发式生长，不是一个理性的常态，大家都急功近利，设计公司为了要维持公司的运营，也不可避免地迎合市场，模仿或者是简单的复制在行业很普遍，没有几个人会沉下心来认真的做设计。市场在慢慢回归理性，消费者也回归理性了，那么建筑师回归理性是理所应当的，从建筑师所要承担的责任角度来讲也是很正常的。

Q：您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参与过设计，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由于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特征而引发的趣事?

胡瑜：讲一个成都和西安两地建筑设计的趣事。成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比西安要灵活的多，到成都你会发现时尚感更强。他的设计规划的特点更多是景观优先，而且成都的气候对于日照的要求没有像西安这么高，它总是阴天，所以对于向阳朝南这个诉求不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在成都设计的房子就是顺应景观的塑造围合和倾斜布局。到了西安以后设计了一个类似风格的建筑。结果西安的规划就要求正南正北符合城市的方格网格局。我们设计师经过沟通和修改，在满足城市格局的基础上兼顾了景观朝向和沿街界面打造，最终也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

过了几年我又在成都设计了一个商业综合体，在整个梳理完场地条件后决定做一个很整齐的方格网结构。方格网有他的好处，比如地下空间的利用率高等等。结果到了规划局，“我们成都就没有这么规整的东西，你能不能把设计变化一下，扭一下，空间变化一下”

这就是地域文化差异、居住习惯的差异带来的设计差异。在我们做了全国的项目之后，对这方面的理解就更深一点。所以说怎么样结合地方文化来做地方适合的建筑，对建筑师来说是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