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让历史建筑“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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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香港历史建筑物活化计划的前水警总部

建筑也是文化，传承着城市历史，将往事娓娓道来。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楼宇功能，抑或是建造地点，都烙下时代独特的印记。这些香港历史的沉默见证者，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旁，从容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文明。

多方考量评核古建筑

本世纪初，香港政府一度将历史建筑的衡量标准定为“有50年或以上历史”。虽然在《古物及古迹条例》(第五十三章)中，此标准并未有明文规限，但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却将其列为评审文物古迹的一贯考量标准。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郑炳鸿认为，“50年或以上历史”的定义太过片面和粗浅，对历史建筑的评核，应更重视建筑物的价值和在历史上的贡献，而非单纯的“楼龄”。

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主任李浩然表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一座建筑是否值得保留，其评核应从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及社会价值等四个方面进行总体考量。

李浩然解释，在许多地方，“历史建筑”的说法已渐渐被“文物建筑”取代，因后者可以跳出“历史性”这个单一标准，哪怕是较新的建筑，只要符合“文物条件”，就值得保护。

他举例说，香港汇丰银行大厦重建后，虽然只有约短短30年历史，却因设计和科技上的突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之一，仅这一项，就已达到“文物建筑”的标准，应予以保护;位于香港岛湾仔区的蓝屋建筑群虽在建筑风格上并不出众，但因其同类型、同时代的唐楼已全部被清拆，蓝屋作为香港仅存的该类唐楼，被精心地保留了下来。

给古建筑注入新生命

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城市面貌历经无数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急剧上升，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城市加速扩张。由于当时社会倾向以经济和物质因素衡量城市发展，不少极富历史价值和特色的建筑被相继拆卸，例如中环旧邮政总局、尖沙咀九广铁路总站等。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发展局辖下成立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负责统筹及推动相关文物的活化及保育工作。

郑炳鸿认为，活化和保育是两个有细微区别的概念，活化是“赋予死掉的建筑物以新的生命”，牵涉更多的是“改变”，例如注入新的内涵、概念和用途;保育则倾向于被动的保存，将建筑物的意识形态“封存”，原貌展现历史。

香港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于2008年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邀请合资格的非牟利机构为属于政府的古迹建筑提出“再利用”建议，以社会企业形式使用建筑，并有效发挥其历史价值，服务社区。较著名的建筑包括大澳文物酒店(原为大澳警署)、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雷生春堂(原为雷生春医馆)、1881(原为香港水警总部)等。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实施至今，已有四期，近20座历史建筑参与重建及改造。而无一例外，它们的建筑功能及用途将在“活化”后遭遇转变。那么当原先的建筑功能不复存在时，建筑物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

郑炳鸿认为，建筑物如同人的躯壳，而其建筑功能相当于人的灵魂。以大澳警署为例，当警署功能丧失后被酒店取代，就类似一个空荡的躯壳被赋予了新的灵魂，未必是不合适的。而从建筑师的身份来说，建筑物在物质上相对独立，新的建筑功能代表新的意义，只要相辅相成，便可给予旧建筑以新的创意功能。

“活化”有成功也有遗憾

在郑炳鸿看来，大澳文物酒店是非常成功的活化案例。他说，改造前，它仅仅是个被废弃的楼宇，藏在香港的偏僻角落，无人问津;而经过活化后“变身”酒店，吸引了更多游客及本地市民的注意力，也将“前大澳警署”的历史重新呈现，使建筑意义“起死回生”。

反观香港首个由私人企业参与发展的古迹活化项目1881，郑炳鸿却认为，这块历史区域已变成“假古董”。他解释说，1881的前身是香港水警总部，当初选址在此，是看中尖沙咀山可帮助水警严密监控过往船只，行使督查权力。但经过发展商的活化后，尖沙咀山被夷为平地，酒店和小型商场霸占整个区域，此地的历史功能消失殆尽。

郑炳鸿表示，发展商的“最大化空间利用”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但从学术角度看，1881的历史价值已所剩无几。虽然1881前方的露天广场有几棵古树相伴，也可供游人随意参观及拍照，但整体区域环境只会让人萌生“假”意。

除了重现历史，建筑物保育的另一主要目的在于拴住市民的集体感情，为社会留下集体回忆。一些建筑，尽管外观非常普通，也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重要性不可忽视。他举例说，香港李小龙故居的业主拆除建筑，受到全世界范围内“李小龙迷”的反对，最终政府说服业主搁置计划。

而针对私人业主拥有、极具文物价值的建筑，香港政府采取“以地易地”的方式进行保育工作。

李浩然解释，在许多地方的先例中，政府会向业主购买楼宇，以此将建筑变为政府产业进行保育;但香港的做法，并不是用真金白银去购买，而是保留原业主的物业发展权，用另一块同样具有发展能力的土地作交换，既保障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也使政府免于陷入“使用公帑保育私人物业”的尴尬境地。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为景贤里。景贤里是一座有78年历史的私人大屋，红砖碧瓦，古色古香。2004年，业主有意清拆大屋以重新兴建住宅，并于2007年开始清拆瓦顶。2008年，政府紧急宣布景贤里为香港法定古迹，并以就近一块约4700平方米的人工斜坡与业主“换地”，最终业主同意修复景贤里，并交予香港政府管理，同时宣布将在换取的地皮上兴建5间独立屋宇。

保育和发展并不对立

李浩然认为，保育和发展并不对立，不需要角力。他说，保育理应是优化城市发展的元素，而不是障碍。如果城市只追求“翻新翻新再翻新”的发展策略，一味向“钱”看、建天价楼房，便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并逐渐丧失身份及文化认同，进而抹杀自己的历史价值，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长远的经济利益。

李浩然强调，保育可视为城市的精品发展，将不需要清拆的古旧建筑物重新清理，提升价值，保持社区风貌，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香港在建筑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属“后起之秀”。郑炳鸿说，特区政府在此领域的投入和努力有目共睹，但相关政策应该注重建筑在选址上的历史价值，以及建筑周围环境和景观的意义。他建议，如果能建立保育区，将可使市民更大范围地感受历史，回顾香港的发展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