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治理成本高达5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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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出笼，生态补偿成难题

　　国家发改委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下称《规划》）。《规划》根据国家生态地理区划以及西部地区生态地理特征，将西部重点生态区划分为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西南石漠化防治区、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等五个重点生态区，并对重点生态区的综合治理模式进行了分类细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有关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此次对西部五个重点生态区的综合治理进行规划，难点在于如何落实《规划》中提出的生态补偿机制。

　　来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的陕西学者预计，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或将启动高达数千亿元的工业反哺生态的大规模投资。不过，西部生态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差别化扶植政策，如何协调治理方与当地的利益仍有待探索。

　　西部生态治理带来数千亿投资

　　谈及五大重点生态区分类治理，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这给西部地区屡遭冲击的脆弱生态带来长期利好，未来8年这些生态区的治理将投入巨大，或将达到数千亿元的规模，也将成为西部发展生态经济的一个引擎。

　　实际上，近年来西部地区生态方面的治理一直在持续推进，上一届中央政府实施的退耕还林等重大政策在西部也收到一定成效。比如，早在2001年，总投资达5亿美元的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项目就在陕西等4个省区展开，成为我国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水土保持项目。

　　“尽管投入巨大，但在经济后进的西部地区，由于各地资源规划落后，并长期被无度开发，加上有些地方片面追求眼前利益而难以顾及长远利益，致使当地生态环境形成边治理边遭受破坏的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指出，在新一届政府提出的“美丽中国”理念之下，西部地区的生态治理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西部各地在国土、水利、农业等部委的支持下，目前也在实施相关的生态治理项目，但《规划》是升级版的生态战略，投资也将大大高于以往。陕西省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记者举例说，比如黄河流域的渭河治理项目，总投资超过400亿元，而且渭河沿岸的污染企业大部分被关停或搬迁，其治理力度可谓不小，不过，此次西部五大重点生态区的投资数额将远远高于这个数目。

　　比如，上述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项目规划治理面积为9203平方公里，按照当时的汇率比价，治理9000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需要约为40亿元的投资。而按照《规划》目标，到2015年，相关地区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4.5万平方公里，以此测算，仅此一项，在未来两三年内就至少需要投资600亿元以上用于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治理。

　　多位来自西部的专家预计，按照上述《规划》，西部五大重点生态区未来几年可能投入的相关资金或将达到三千亿到五千亿元。这样的投入规模，不可能都是政府投入，因此，《规划》指出，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建立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长效机制；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形成全社会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按照《规划》要求的“谁治理，谁受益”的要求，民间资金将在西部生态治理中迎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而在治理过程中，环保设备、环保技术等行业面临的机遇更大，尤其是循环经济模式的行业企业将直接获益。

　　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殇

　　按照《规划》目标，到2015年，相关地区森林覆盖率应达到19%，森林蓄积量增加3.3亿立方米，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4.5万平方公里，45.5%的“三化”草地将得到治理，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将达到39%，自然保护区将占国土面积的15%，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保护率将达到90%，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70%，水源区水质达标率进一步提高。到2020年，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应基本建立，重点生态地区人民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上述目标顺利实现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无疑将得到较大改善，但值得关注的一个现实矛盾是，正在追赶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西部省份，在长期为经济发达省份提供能源产品、基础材料产品等的同时，如何协调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亦是一个难题。

　　据了解，五大重点生态区所处的西部地区国土面积达到全国7成以上，并且其蕴含的矿产、能源等资源丰富。比如，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区内是国内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区，而在黄土高原与西北草原荒漠的接续地带——毛乌素沙漠地区是国内最大的产煤基地——神府东胜（陕西的神木、府谷以及鄂尔多斯的东胜地区）大煤田区域。

　　21世纪以来，黄土高原及毛乌苏沙漠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而当地经济发展也得益于能源开发。不过，能源开发对相对脆弱的生态形成冲击，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难以持续。比如，因煤、油、气富裕起来的陕西北部地区，近年来每年可为陕西省带来两三千亿元的GDP，但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及毛乌素沙漠区域，其给当地生态带来的隐患难以估量。比如，陕西北部的产煤大县神木、府谷两县，由于过度依赖能源经济，尤其在去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疲软的现实下，其发展后劲不足；并且还因为能源经济留下了大量的采空区，致使当地水土资源流失。

　　陕西省榆林市的一位煤老板孙先生告诉记者，在榆林的煤炭采空区发生地质灾害成为家常便饭，当地地下水资源面临水位下降等问题，而部分地表也遭受破坏，使得沙尘天气不断。由此，不少富起来的当地人都纷纷搬离，前往西安生活。延安地区的石油产区，也频频发生漏油排污方面的事故，对黄土高原水土生态造成威胁。本报曾报道的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尽管已经借助资源成为百亿镇，但环保现实却不容乐观。

　　生态补偿之难

　　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除了投入巨资进行治理，对生态脆弱区域的补偿仍需大力加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田义文对记者表示，建立全国性或较大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还西部一个天蓝、地绿、水甜的优美自然生态，才能使西部得到更好的可持续性发展。而目前亟待解决的是从立法层面制定相关“生态补偿条例”，从而补偿“传统发展观”的遗留问题。

　　记者注意到，上述《规划》也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提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标准及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加大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省级财政对省以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体制；进一步完善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等生态补偿试点，启动祁连山、秦岭-六盘山、武陵山、黔东南、川西北、滇西北、桂北等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

　　《规划》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水、土地、海洋、矿产、 森林、草原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和征收管理办法，研究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逐步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和引导下游与上游地区、开发与保护地区、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开展生态补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水权交易、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4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将加快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法规，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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