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支付养老制度的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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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缺口等问题，近来成为持续的热点问题。而专家们建议延迟退休以解决养老金问题，更深刻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

　　现在人们关心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起源于100多年前的德国。19世纪后期，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相应地，一些社会问题日益凸现，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要求政府实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缩短工时，给工人更多的自由权利。这种压力下，德国首相俾斯麦力推三项社会保险，其中，1889年推出的《老年保险计划》规定，保险计划由国家强制实施，雇主缴纳费用30％，雇工缴纳70％，参加养老保险24年后可领取养老金。

　　俾斯麦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是划时代的事件，一经推出，很快风靡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以改善工人福利。事实上，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其初衷本来就是试图以温和的社会立法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社会保险制度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防止社会主义革命。俾斯麦表示“愿意支持任何目的在于积极改善工人处境的努力，”他说，“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对社会民主党进行过火行为的镇压，而且同时要积极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

　　对于德国俾斯麦模式，列宁却不以为然。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说：“最好的工人保险方式是国家保险。”苏维埃建立后，按照列宁的设想，建立了不同于德国“社会保险”的“国家保险”制度。列宁倡导的“国家保险”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普遍推行。中国新政权建立也引进了这套制度。这套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干部工人的报酬是做了“必要的扣除”后的生活费，因而也无需缴纳养老金；国家则将这部分“必要的扣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养老支出。这种制度就是国家养老，工人被发放很少的工资，作为交换，国家承诺把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的养老送终完全包揽下来。

　　表面看来，列宁的“国家保险”养老模式比起德国的“社会保险”模式来，更为先进，对于职工更为有利，因为职工不必缴费，不但有退休金而且还有福利，养老送终都被国家包揽。但是，事实证明它好看却并不好用。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乌托邦，不可持续发展。在中国，随着大量老工人老干部的退休，国家已经不堪重负，无力兑现承诺，实现对那么多人的养老支付。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得不进行养老制度的改革，在企业推行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取代列宁的“国家保险”，将企业养老问题当成包袱甩给了社会。这就是养老制度的转型改革。

　　现在我们遇到的养老金危机，根本来说，就是这种转型改革后遗症的持续发作。转型后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企业缴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但是，很多面临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当年并无缴费积累，个人账户完全是空账。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为了弥补此缺口，国家不但实行现收现付制度，用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立即支付老职工的退休金，而且还将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挪用支付养老金，形成养老金的巨额空账，成为养老金危机。

　　由此看来，目前养老金危机，正是国家没有兑现多年前“国家保险”的承诺，在转型改革时拒绝支付改革成本，单纯甩包袱造成的，现在，解决此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履行承诺，担负责任，支付转型成本，而不是将此问题通过延迟退休而转嫁给后来的劳动者。 当年劳动者拿着“扣除必要的扣除”后的极低工资，将更多劳动成果奉献给了国家，作为再生产的积累，这等于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缴纳了养老金。今天，虽然养老制度已经由当年的“国家保险”变成今日的“社会保险”，但是他们当年给国家的贡献不应随制度转轨而“随风飘逝”。他们养老金的个人账户，理应由国家予以做实。其办法是，作为他们积累成果的国有资产，应拿出一部分红利，作为对他们养老金的回馈；国家还应通过国有股转持以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弥补缺口；除此之外，还可通过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做实养老金空 账，化解养老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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