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城镇化模式遇阻 产城融合须走“精细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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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近期终于落地，“人”的城镇化被提到了显要地位。

    何为“人”的城镇化?当前国内社会各界众说纷纭。3月29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　“绿地西南十周年发布会暨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及展望论坛”上接受专访时表示，“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是人的权利‘属地化’，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等4项权利，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

    此外，按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西南城镇化调研报告，截至2012年末，重庆、贵州、云南与广西城镇化率分别为56.9%、36.4%、39.3%和43.5%。除了重庆之外，其他三个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鉴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在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成为重点的形势下，选择正确的模式尤为重要。专家建议，应警惕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

    一些与会专家及企业高层强调，在当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形势下，市场必须切实提到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让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企业与政府充分互动，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高城市规划水平，产城融合精细化及公共资源的均等化等配套需求也要及时落地。

    注重人的权利“属地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成为焦点之一，尤其是西南地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表示，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刚刚进入加速期，因此，选择一个正确的城镇化模式，不仅对全国城镇化的发展，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西南地区过去外出打工的一些居民已有了钱，随着当地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这部分人正在回流，也是真正的刚需购买力，西南的几个一、二线城市会成为发展的重点，但要防止局部风险。

    西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该如何破局?杨宜勇表示，“近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强调，这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是人的权利‘属地化’，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等4项权利，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

    杨宜勇举例说，现在很多农民工虽然进城，其经济权利在城市，但其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及其他基本权利均在农村，如果这些权利不能在所生活的城市“属地化”，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对于新型城镇化提到的拟推出居住证制度，在杨宜勇看来，这应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对于那些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他们仍是半个城里人。

    杨宜勇表示，“目前很多地方是赶农民进城，建农民城，失地农民就在农民城里，它和城市是两张皮，这个问题怎么办?答案是要尊重人选择的权利。”

    实际上，早在2007年，成渝两地就被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全国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相关文件表述，这两个成渝试验区的初衷是为了破解城乡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之路。时至今日，成渝两地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户籍改革等。

    政府主导城镇化模式遇阻

    前不久，曾有媒体总结了分布在东、中、西部的十大“鬼城”，加上近期杭州、秦皇岛等地楼市的降价潮，令人们惶恐不安。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黄燕芬在接受专访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产业没有及时跟上，单兵突进。

    黄燕芬表示，在那些所谓的“鬼城”里，房地产业发展过于迅猛，但隐藏在这一背后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强大推力，特别是在卖地上不遗余力。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

    对于这种模式，倪鹏飞表示，有些地方政府处在一个中心位置，它试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城镇化，政府掌握了从家庭征收的土地，向市场出售，取得土地资金，然后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市场，就有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征地时，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为促进经济发展，可能把商用用地价格提得很高，工业用地价格压得很低。在建设基础设施时，它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倪鹏飞补充解释说，这就导致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地、产业与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城市体系等多方面的失衡。

    对于不同于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倪鹏飞表示，“主要是三大机制，包括市场运作机制、政府与市场结合运作机制　资金筹措机制、土地占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成本分担机制、红利分享机制、政府调节机制。机制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决定，企业运作，社会参与。”

    产城融合须走“精细化”道路

    “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但城镇化也不可能离开房地产。如经济转型要开发工业用地，旅游产业要发展，要开发旅游地产。”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西南事业部董事长、总经理孙志文表示，“房地产和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不仅仅相辅相成，还是有机融合、共同推进、必不可少的两个核心。”

    如今，随着各地频频曝出城镇化问题，产城融合似乎成为当下解决“城市病”以及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一剂良方。

    在贾康看来，对于产城融合，在国土规划、辖区规划方面，需要通盘考虑。如果在一个辖区内，既有产业，又有居民，又有城市发展，这时就需要在通盘条件下讨论产城问题。

    目前，各地面临的显著问题是城市规划“朝令夕改”，上一届政府实施的规划还没完全落地，下一届政府往往推倒重来，导致产业重复上马，资源浪费。

    贾康指出，除了政府在产城融合上责无旁贷之外，企业尤其是一线企业应该主动与政府互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让规划框架有一定的水准和可持续性。

    “以前是政府说了算，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而现在凸显了市场这个要素。政府的意识要转变。”孙志文表示。

    杨宜勇表示，产城融合要做到精细化。产城融合还需要政府和企业融合，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比如，新加坡最大国企淡马锡集团在成都做了创新城，在天津有生态城，在吉林建了食品城。”这些都是较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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