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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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杨善洲的故事”栏目编发了一系列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现摘要转发。希望直属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工作要沉到第一线

　　“工作是做出来的，不是摆摆样子。”杨善洲一辈子都是按照自己的话做的。中央领导来视察工作，杨善洲却还在田里插秧，一直等到有人喊他，他才拔腿上田。和领导合影的时候，他连卷起的裤脚都没放下。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像杨善洲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

　　在全国巡回的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许多人震撼于大屏幕上定格的一张照片：那是1980年10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保山视察工作时与当地领导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当时的杨善洲一副农民装扮，连裤腿还卷着忘了放下！

　　时任杨善洲秘书的段兴华回忆起了那难忘的一幕：胡耀邦来到保山地委，却不见了地委书记杨善洲。原来，当时一切保密，省委只是让杨善洲在保山待命，不要外出。而那时正值小麦播种季节，杨善洲在办公室呆不住，就去了板桥公社的田间，给农民群众做示范，卷着裤腿一起干。总书记来了，地委工作人员赶紧去田里叫他，他才一身泥水地急忙赶回来，到宿舍换了件他最好的中山装。他的宿舍和办公室相连，他满身泥土的样子让胡耀邦亲眼看到了，亲切地说：“像你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

　　胡耀邦还送给杨善洲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句话后来成了杨善洲毕生的追求和座右铭。

　　深入农村，沉到第一线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杨善洲一贯的工作作风。他常说：“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才真实。”1982年，土地承包工作完成以后，杨善洲来到施甸县了解情况。到了保场公社后，他对驾驶员赵从德说：“小赵，我要到处看一看，你等着我，如果到天黑不见我回来，你自己去找吃住。”说完下了车，取出车后备箱的大竹叶帽扣在头上，向地委在保场的样板田走去。赵从德守着车等到天黑，还是不见老书记的身影，于是驾车到了施甸县城，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又开着车回到保场。眼看太阳偏西，又是一整天过去，还是不见老书记，他有些急了，亲自找到保场样板田，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老汉：“大爹，你见着一个戴大竹叶帽、穿黄胶鞋的人吗？”“哦，是不是姚关口音的那个老倌儿？”“是，你见他去了哪里？”“和我说了一些话，卷了支草烟就走了，我约他到家里吃饭，他说要去老麦的东山。”

　　又把书记跟丢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木老元公社给县委打来电话，说地委书记在他们那里。木老元是历史上施甸最贫困的民族山区，交通不便，距离县城20余公里，从保场到老麦，又走到木老元，杨善洲究竟走了多少户人家、几个大队，行走了多少里崎岖山路，只有他自己知道。

　　20多年后，年过五旬的赵从德讲起当时的情形，依然感慨不已：“在木老元的石门坎见着老书记时，他的黄胶鞋早已成了泥巴鞋，一脸的笑意，我却忍不住哭了。”

　　“老书记还和我们一起制作过‘小麦包衣种’呢！”施甸的乡亲告诉我们。1964年秋季，姚关公社遭受水灾，时值稻谷成熟时期，尚未收割的稻谷几乎全被洪水冲走。看着一年的收成打了“水漂”，很多群众哭了：“今年收成不好，明年要饿肚子了。”杨善洲到现场认真查看受灾情况后，提出“大春损失小春补”，号召干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发现当地的群众不会用复合肥给麦种催芽，杨善洲就叫人给他弄两挑大粪水来，又叫供销社职工抬来一包普通过磷酸钙，然后卷起袖子对大家说：“来来来，我整给你们瞧！”他边说边用手把大粪水、牛屎、钙肥拌在一起，拌了一会儿，感觉稀释度不够，又加入大粪水，再加入小麦种拌入粪中，拌好后再堆起来捂好。弄完后，他说：“这是给麦种催芽的一种好办法，你们都看明白了吗？”小麦包衣种播撒到田里后，长势整齐并具有一定的抗病性，当年姚关公社的小麦亩产达到了300斤。

　　保山市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蓝天告诉记者，杨书记亲手拌大粪的故事，她曾不止一次地从不同人那里听说过。“我想，这只能说明，老书记一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留下了相同的故事。”

　　杨善洲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工作中做到了不仅“身”入实际，更做到了“心”入实际。这，不但是因为他走遍了保山的山山水水，更是因为他有一颗贴近群众的心。

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

　　杨善洲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他在任期间带头捐资办小学，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开展扫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们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退休后，他还专门拿出了市里奖励的10万元钱捐给保山市一中，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业。

　　走上云南保山街头，随便打上一辆出租车，问司机：“您知道杨善洲吗？”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们原来的老书记，退休以后去施甸种树，市里奖给他的钱都不要，捐了10万元给保山一中。我女儿就在保山一中读书，我是从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

　　走进保山一中，宣传栏里的海报已经有点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万元，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旁边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边飞快地跑过几个中学生，记者随口叫住一个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杨善洲吗？”

　　“知道呀，他是我们的老书记，种了好多树，还给我们学校捐了好多的钱！”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钦佩和仰慕。

　　施甸县原政协副主席计盈告诉记者，杨善洲捐资助学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过去，姚关陡坡村的孩子读书要到十几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学。孩子们夜里四五点钟就起床，带一包冷饭，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下午3点多又赶着回家，每次上学都要走四五个小时。特别是冬天，伸手不见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学校很危险，这个问题怎么办？1960年，我在施甸区姚关清平洞小学任校长，时任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专程找到我，研究解决陡坡村学生的入学难问题。我建议在村上办一所民办学校，他立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带头捐资，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实际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急剧下降，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生活十分困难，在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机关、大规模支农之时，杨善洲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已经75岁高龄的保山农校退休教师线东华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说：“杨书记这么重视教育，令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教好书、育好人，才对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许多贫困家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他从十分有限的财政中拿出经费设立了助学金，帮助贫困子女读书，每人每年补助2元，很多学生靠这笔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当年接受学校资助的学生，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杨善洲，他们都满怀感动地说：“要不是老书记设立的助学金，我们的书早就读不下去了！”据统计，他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施甸县的小学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职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毕业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纪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众都是文盲。杨善洲打定主意：“要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他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还开办了16所农业学校，并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他专门走到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旧社会，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新社会，共产党让群众读书，就是为了掌握好枪杆子、印把子、钱柜子，真正当家作主。”许多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一开始，我连斗大的字也不认得。参加了扫盲班，学会写名字、查字典、读报和记简单账簿，收获不小呢！”据统计，共有1400名群众通过扫盲学习班脱盲。

　　时光荏苒，但杨善洲对教育的支持和关心却丝毫未减。2010年，当他决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奖励给他的20万元奖金中的一半捐给保山一中时，消息震动了整个保山城。他把钱捐出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读上书、读好书；他把爱的种子撒向下一代，种下桃李收获一片芬芳。

任人唯贤不唯亲

　　杨善洲有过好几任秘书，和秘书们的私人关系也都很好，却从来没有利用职权提拔过一个，甚至有的要被调到重要部门去还被他拦下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敢于大胆提拔干部，许多与他素不相识的年轻干部都是他提拔成长起来的。任人唯贤不唯亲，是杨善洲提拔使用干部的最大特点。

　　在采访杨善洲的秘书苏加祥时，许多人惊异于他的身份：这位曾给杨善洲做了好几年秘书的中年人，至今只是保山日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啥官衔都没有！苏加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杨善洲所有的秘书，级别最高的也就是个副县级，而且全凭自己的本事。”

　　曾给杨善洲当过秘书的段兴华告诉记者，杨善洲对秘书的要求十分严格，按照规定每隔2至3年更换一次秘书。在他之前给杨善洲当秘书的徐德武离开秘书岗位后，当时保山地委组织部提出，要把他调到地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但杨善洲却不同意，徐德武最后被调到了地委宣传部的宣传科。他的另外一位秘书祝正光，给杨善洲当秘书期间任保山地委秘书科副科长，组织部门多次要求提拔他为组织科科长，都被杨善洲挡住了：“他在我身边工作，别人都看着呢，必须严格要求，还是从基层干起。”

　　然而，对于在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杨善洲却不拘一格地提拔。1977年，杨善洲下乡调研工作，听到群众反映，施甸县委派到保场公社的工作组组长杨习超能吃苦、懂科技、有办法，是个好干部。从那时起，杨善洲就注意了这个年轻人。经过三年考察，1980年，杨善洲提出建议提拔任用杨习超。当时，一些同志有顾虑，杨善洲说服大家：“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大力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群众的评价和肯定，就是我们使用干部的基本依据。”就这样，才刚刚23岁的杨习超成了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

　　已经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岗位上退休的黄炳生至今对1983年7月的一天记忆犹新。时任龙陵县委常委、副县长的他突然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提任保山地委副书记。到了地委，地委书记杨善洲找他谈话：“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组织上认为你基层经验丰富，能力较强，可以担任保山地委副书记。”1986年3月，离退休还有1年的时间，杨善洲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41岁的黄炳生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杨善洲去世后，他的家人从他的工作笔记里找到了一封落款为腾冲制药厂厂长李苑华的信件，日期是1983年12月10日。来信说：“杨书记：我得知地委要提拔我担任副县长，感到压力很大。我是搞技术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承担县领导的重任。”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杨善洲和这位厂长并不熟悉，但他主动向组织上推荐了李苑华。后来，1984年4月到1992年8月，李苑华任第九至十一届腾冲县副县长。

　　“杨善洲提拔的年轻干部，不少都是他下乡调研中发现并最终重用的。他下乡只有秘书、驾驶员陪同，也不提前通知当地干部，常常是他已经到田地上查看过了，深入群众中访问过了，才到县里、区里。所以，群众对哪个干部满意不满意他一清二楚。”现任保山市人大副主任的杨习超说。

　　“选好用好干部，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选用干部，关键在于善于识别干部，全面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担任地委书记期间，杨善洲不止一次在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这样说。正是杨善洲任人唯贤不唯亲，使得一大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成为当地建设的有生力量。

杨善洲卖房

　　1988年，杨善洲家人借了5万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房。房子盖好后，杨善洲东拼西凑，只拿得出9600元钱还债，为了不拖累儿女们，他又把房子给卖了。杨善洲把才智贡献给了国家，把钱给了需要的人，唯独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和家人。

　　在保山，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善洲的民谣，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说的是杨善洲卖房的故事：“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这让许多在大城市因为买不起房而苦恼不已的人无法理解：杨善洲居然把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给卖了！

　　原来，1988年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为了方便他进城办事，施甸县在老马水库边提供给他一块地皮，供他建盖住房。为了盖这幢二层小楼，杨善洲历尽艰辛。为了省钱，他亲自到昌宁购买木料；建房时，老人亲自搬木料和砖石。连建房的工人都感动地说：“这样的干部我们没见过，更何况他还是个地委书记！”

　　房子建好了，家里人一盘算，欠下了5万块钱的外债。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了9600元钱。老伴问：“你的钱都去哪了？”杨善洲答：“你还不了解我。没有钱，那就把房子卖了吧，别给儿女们添负担！”

　　县林业局和林场的同志知道情况后，对杨善洲说：“您要卖就把房子卖给林场吧，正好林场在县城需要一个落脚点。”考虑到林场职工到县城办事不方便，职工子女读书没住房的问题，杨善洲答应了。他让林场买了床和被子等等，房子摇身一变成了林场的招待所。此后12年里，只要是林场的职工进城办事，随时可以进去住宿。

　　谈起这段往事，林场职工段青感触尤为深刻：“我是林场的技术员，老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他县城的房子里住了3年，杨应仙家也住了3年，老书记却没有真正在这里住过一天。有一年，他的大孙子要结婚，林场说给他腾一间出来当新房，可老书记坚决不同意，最后他的孙子只好租房结的婚。他说，房子已经卖给国家了，家里人不能占这个便宜。”

　　杨善洲去世后，家人从他的箱底翻出了一封他珍藏了40年的信。

　　信是大女婿杨学明写的：“爹呀，我已入赘两年了，连爹的面也没有会过，想来您的工作很忙。家里的房子漏雨了，一下雨就都是水，儿是想修一下新房，但是经济困难，还是请爹帮忙想办法吧。”落款日期是1970年8月5日。

　　收到信，杨善洲回信出了一个“妙计”：“我实在没有钱，房子漏雨，人难居住，也确实很困难，现将这30元钱寄回去，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

　　看了信，全家人哭笑不得。

　　“最叫人想不通的是，二姑爹自己家的房子被土埋到房檐口没人抬，却让二姑给别人抬土基！”杨善洲的妻侄王光富讲起了1971年的一段故事：杨善洲家的后山山体滑坡，土塌下来埋到后房檐上。杨善洲的妻子张玉珍因经济困难，开不起工钱，就只好让王光富夫妻俩帮忙抬土。土塌方量大，三个人根本抬不完，张玉珍穷得出不起工钱请人抬，王光富就对她说：“二姑爹在保山当地委副书记，不如你去保山跟他要点钱回来开工钱，请几个工人来抬。”于是张玉珍就去了保山。“过了三四天，我见二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就问她要到钱没有。她说：‘他不但不给我钱，还拿给我一对簸箕，让我跟他们挑了三天土基才让我回来！’”王光富回忆起那段往事，依旧唏嘘不已。

　　直到2008年，杨善洲家才盖起了几间砖瓦房。2009年12月，保山市电视台记者蓝天拍摄一期关于杨善洲的电视访谈节目。在访谈中，蓝天问：“我听说您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住在旧房子里，心里不委屈吗？”杨善洲马上解释：“别老是说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你到我家去看看嘛，我们家现在宽敞得很，三间瓦房加起来有80多个平方米！”蓝天说：“那也不怎么样，跟别人比，还是差得老远。”杨善洲急了，大声地说：“我是一个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群众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我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不就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一直到去世前，杨善洲都没有给过家里多少钱，他把才智贡献给了国家，把钱给了需要的人，唯独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和家人。

自讨苦吃让砖房

　　1988年，杨善洲打定主意要上大亮山造林。他带着一队人马，盖起了油毛毡棚，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后来，云南省有关领导视察后拨钱给林场盖了房子，可杨善洲却把房子让给了别人，自己是最后一个搬出油毛毡棚的人。

　　杨善洲官至保山地委书记，退休后原本可以带着全家到昆明，在上百平方米的福利房里安享晚年，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带着一队人马走进大亮山植树造林，住在十分简陋的油毛毡棚里，并且一住就是9年多。

　　当时赶着马帮送杨善洲上大亮山的蒋忠应记得，1988年3月8日，杨善洲带着十来个人走进了大亮山。那时还没有公路，他们的行李、用具、驻扎需用的材料用车子先拉到摆田村中寨，再用骡马拉上山，到了张家大坪子驻扎。当天晚上，大家用树枝围起了一个简易的窝棚，上面盖了一些绿叶子，窝棚中间烧起了火塘，大家在火塘边开了动员会，后来他们把这次会议称作“绿叶子火塘会议”。

　　开完会，大家又搭了一个军用帐篷作为林场指挥部。杨善洲安排几个年轻的技术员住帐篷，自己却抢先把行李安置在了窝棚里。因为杨善洲年纪大，大家坚持让他住帐篷，可杨善洲却说：“树窝棚好住、热乎！”蒋忠应回忆起那一幕，感慨地说：“我那时一边吆喝着骡马，一面看着杨善洲，心想这怎么会是当过大官的人呢，简直就像个守山、放羊的山里人嘛！”

　　上山初期，林场指挥部盖起了16个油毛毡棚，都是用树枝搭起，在屋顶上盖一层油毡布，再撒上松针松叶。这所谓的“房子”十分简陋，墙是用木桩和树枝搭的，门是用荆条编的。偶尔人不在，老鼠就轻而易举进来“做客”，把被子咬得满是窟窿。林场职工赵虎说：“老书记一边带领我们造林，一边搭油毛毡棚。什么用具都没有，也没有钱买，老书记就带领我们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所有用具。大到办公桌、床，小到木凳，都是老书记带领大家做出来的。”

　　1989年，林场在最初搭建的油毛毡棚对面修起一排新的砖瓦房。房子修好后，职工们首先想到的是杨善洲。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砖瓦房：“你们住吧，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他把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然住在油毛毡棚里。

　　几年后，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黄炳生到大亮山林场视察，问杨善洲：“您住哪里？”杨善洲指了指补了又补的油毛毡房。黄炳生沉着脸，问候了几句，就走了。

　　回去不久，黄炳生拨付了专款40万元给大亮山林场盖住宿办公楼。林场住宿办公楼建成后，安排给老书记一间。可杨善洲又和上次一样，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别人。

　　曾任林场场长的蒋从德告诉记者：“那时的大亮山雨水多湿度大，衣服洗了根本干不了，必须用火烤，时间长了衣服上都是火烟味。衣服通常不是穿烂，而是被糟烂。当时我就住在他的隔壁，油毛毡棚里光线不好，白天都要点火把，一刮风下霜下雨，人在窝棚里就被淋湿，老书记还因此得了风湿痛和关节炎。”直到1997年，大亮山上的住宿条件不断改善，杨善洲才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棚里搬了出来。

　　施甸县原政协副主席计盈告诉记者，不仅是退休后，在职期间杨善洲也一直对住房很不讲究：“老书记是一个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带头人，这一点从他的住处就能看得出来。他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一直住着一间老式土木结构的瓦房，房间一半是办公室，一半是卧室。由于年久失修，有的柱根已近糟朽，陈旧的墙面斑痕点点，地面的小四方砖，每到雨季就泛潮，窗户也裂了缝。就在这个冬天刮风、夏天漏雨的小屋里，他一住就是4年。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给他修修房，他却说：‘人嘛，有个窝住就行了。’”

　　在许多人眼里，杨善洲是个不讲究吃穿住行的“傻子”。可杨善洲却说：“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快乐。白天造林、晚上烤火，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走进大亮山林场，伫立在杨善洲曾住过的窝棚前。油毛毡棚已经开始朽烂，房顶垂下几张破席子，床上爬满了青苔。杨善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住上豪华的房子，他高尚的精神品格却深深地刻进了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