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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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对河流做了些什么 

    河流是人类以及许许多多生命伙伴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她既是壮美多姿的地球形态的主要部分，也是推动和影响大地景观发生变化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河流穿越封闭凝固的山脉，通过千百万年的搬运和冲淤，在海洋上堆积起一个又一个广袤富饶的平原和近代三角洲，为生命的进化成长提供了辽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地球水文循环的巨大通道，河流以它无与伦比的活力吐故纳新，拾遗补阙，保障了大地整体的水分平衡，滋养着奇妙无比的生物种群。

    各种不同的河流共同哺乳了人类古老的文明。不同的河流决定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模式，并主宰着不同模式的文明的命运。

    在红海、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所夹持的北非平原，每到夏季，汹涌而至的尼罗河洪峰溢出狭长的河谷；汛期过后，河岸两旁的田野被一层沃土所覆盖。在这片柔软湿润的土地上，诞生了以泛滥农业为依托的包括天文学、几何学、象形文字和建筑艺术在内的古代埃及文明。古埃及被历史学家称为“尼罗河的赠礼”。

    在《圣经》部分情节所发生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从白雪皑皑的群山起源，在奔向波斯湾的曲折历程中，把西亚苦旱之地变成宜农宜牧的生命家园，并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创造了古代人类第二个文明中心——巴比伦文明。

    先后被印度河、恒河所滋润的古代印度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世界史贡献了史诗、因明学、计数法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市文化。印度文明又称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

    早在10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就踏上了直立猿人的足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及宋代以前中央政权的更替，都出现在黄河流域。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江大河构造了蛛网式中心辐射型的中华制度文明和儒道互补、刚柔相济的民族性格，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河流在带给人类灌溉和舟楫之利的同时，它的定期泛滥也给增长中的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正是在减灾和兴利的双重努力中，古代东方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逐步走向成熟。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乌鞘岭以西，直通新疆、西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河西走廊的人工绿洲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从汉武帝以来，中央政府对河西地区的管辖正好建立在由“移民实边”所形成的灌溉农业的基础之上。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的渠网开发决定了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历史转变。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主导下，随着经济社会对自然的干预一步步深化，人与河流的关系正在遭遇空前危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升，河道断流------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有多少河流在人类手中呻吟挣扎，奄奄一息，甚至悄然消失，徒有其名！

    流域水系和支流的萎缩直接导致干流水量减少，而不同地区、经济区对干流水量又进行了杀鸡取卵式的瓜分，给许多闻名世界的大江大河造成灭顶之灾。

    科罗拉多河贯穿墨西哥和美国，在美国境内流经7个州，因此产生大量用水需求。由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在制定分水方案时没有预留维持河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水量，导致1997年科罗拉多河断流，从而引发了河道萎缩、水质恶化以及河口湿地锐减、野生生物失去栖息地等一系列生态危机。

    尼罗河，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摇篮，近年来也频频断流。受断流影响，河口三角洲大幅度蚀退，滨海区一些房屋建筑受到严重损毁甚至倾覆。尼罗河流经十个国家，各国各自为政，各取所需，所以尼罗河下游复流的希望举步维艰。

    1997年，在科罗拉多河断流的同时，黄河也进入自1972年下游断流以来的第20个年头。这一年，黄河利津水文站长达226天无水入海，断流河段上延到距入海口700公里开外的河南开封柳园口。

    黄河断流给河流带来致命威胁，河道泄洪排沙能力削弱，主河槽严重淤积；河流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度超标。据200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实施的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原型实验的结果证明：目前，黄河下游防洪大堤内“二级悬河”现象愈发突出，河道横比降远大于纵比降，主河槽呈现“浅碟状”，平滩流量由过去的６０００立方米每秒，降为现在的不足３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汛期洪水轻而易举就能越出河槽，形成“横河”、“斜河”、“滚河”，直接危及堤防安全。而且，黄河断流切断了河口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黄河口国际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在中国，内流河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在许多人眼中，深居内陆的内流河是不被关注的。由于内流河注定不能奔腾入海，它的自生自灭几乎就是必然的。

    然而，所有的河流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独立的生命。从源头到尾闾，从雪山到湖泊，内流河以它赴汤蹈火的气概，从荒漠中创造出绿洲，从死亡里蒸腾起生机。以浩瀚严酷的中国西部为例，从帕米尔冰川到罗布泊苇荡，从祁连山雪线到居延海红柳，河流所到之处，沙漠披上了绿装，蛮荒书写着文明。

    作为中国最大的内流河，塔里木河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曾经创造了“丝绸之路”、“楼兰古城”、“龟兹文化”等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古代绿洲文明。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塔里木河两岸，这条无与伦比的西部“母亲河”为新疆各族人民开拓了奇迹般的大漠“绿色长廊”，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拓展了一个广阔的存活空间。然而，在所有地球物种中，人对资源的占有和对生态的扰乱是第一位的。伴随这一区域人口增加、垦殖业扩大和引水规模无序增长，这一极端干旱区的生命之河已处于急剧的衰退之中。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塔里木河流域的车尔臣河、克里雅河、迪那河、喀什葛河、开都河—孔雀河、渭干河等六大源流就与塔里木河干流失去了地表水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干流断流处距通常作为塔河尾闾的台特马湖已达363公里，距历史上曾经作为塔河尾闾、而今沦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则有千里之遥。这条被肢解的伟大河流，有96%的径流量消耗在过度开发的中游地带。

    河西走廊曾经被誉为中国西北的“绿飘带”。由祁连山雨雪冰川融汇而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纵横其间，使这里成为西部旱区中得天独厚的绿洲群，成功阻挡着几大沙漠东进的势头。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水资源开发过度，加快了三河下游地区荒漠化过程，“绿色走廊”正在蜕变为“风沙走廊”。根据国际标准，不影响生态环境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率不超过40%，我国因为水资源紧张，一般采取的标准是60%～70%。而在河西地区，石羊河的总用水量占了水资源总量的154%，黑河的总用水量占了水资源总量的95.5%，疏勒河目前是76.4%，按照规划今后将达到90%左右。河西地区整个水资源长期超限利用，这是造成生态退化、沙暴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河西三河流域是以下游天然绿洲的收缩和消亡以及河流生命的委顿为代价，换来了中游农业绿洲的畸形扩展和脆弱的繁荣。

    黑河下游古称“弱水”，魏文帝曹丕曾经赋诗赞美其“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唐代诗人王维在著名的边塞诗《使至塞上》中描绘了这一地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象。古代弱水居延三角洲河网交织，湖泊浩淼，林草丛生，天然绿洲密布，是匈奴等少数民族游牧生息之地，也是居延——黑城文明的发祥地。从2000多年前汉代移民屯田、首创灌溉农业，到清代大规模修渠引水、开发灌区，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将河西走廊建成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黑河的经济产出越来越多，维持河流生命的生态用水越来越少，至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曾经产生过无数诗情画意的黑河尾闾湖——东、西居延海相继消失了。干涸的黑河下游和居延海湖盆沦为中国四大沙尘暴中心之一。 

    位于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一直是阻止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汇合的重要屏障。史前时代，石羊河流域曾存在大面积的终闾湖泊——猪野泽。自西汉开拓河西以来，石羊河流域土地覆盖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以武威为中心的人类定居点向荒野蔓延，农业、工业用水量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下游来水逐年减少。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制约下，猪野泽逐渐退缩成许多小湖，其中大多数湖泊近百年来已相继干涸消失。目前，除在民勤盆地东北部的白碱湖尚有少量积水外，其它湖泊全部销声匿迹。接踵而来的就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向民勤绿洲迅速突破。民勤盆地外围现有多达1万公顷的流沙和69个风沙口，每年流沙以3至4米的速度向绿洲挺进，严重地段前移速度达8至15米，不少曾是良田或丰茂植被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沙漠兵团”的前沿阵地，许多耕地被迫撂荒。一些生态专家断言：民勤将成为中国第二个罗布泊。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疏勒河流域同样令人忧虑。疏勒河上游修建水库后，下游来水减少，河道断流，地下水补给系统失衡，两岸胡杨、红柳林成片枯死。大规模的移民开荒计划加剧了用水矛盾。敦煌月牙泉不断收缩，２０００年水深甚至不足１ｍ。位于疏勒河最大支流党河下游的敦煌市地表径流告急，持续大量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漏斗遍布整个敦煌绿洲。

    二、反思：新文明的曙光

    从以上河流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尽管人们在饱受河水恩惠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呼之为“母亲河”，但出于“人是大地主人”、“人是万物主宰”的错误理念，实际上河流并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统一的主体来对待。在人类看来，河流以及相关的湖泊、土地、山脉和动植物只有工具价值，只能改造、征服和利用，而不存在本体的价值和尊严。尤其在对河流水量的使用中，人们甚至常常利令智昏到要把河中的水量瓜分殆尽，让流淌了数十万年、上百万年，甚至比人类祖先还古老的自然本体充当仅仅为人类自己送水的输水渠道。

    这种人本主义的短视、轻薄以及无所顾忌，只是到了近代才夸张地膨胀起来。在文明早期，出于混沌的原始思维和低下的生产能力，泛神论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古人对大自然里的一切都心存敬畏，在许多领域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时侯人类是大自然怀抱中的一个乖孩子，幼稚、懵懂、胆怯，与自然本体处于一种原始的不自觉的和谐状态。

    源自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使人类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跨入人学、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新时代。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解放了人的视野，工业革命则解放了人的双手。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是无限地延伸了人的四肢，人的力量空前地、令人自己也难以置信地强大起来。进化论是这一时期当然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普遍相信，“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的力量既足以“让高山低头”，也能够“让河水让路”。“征服河流战胜自然”、“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一个工业浪漫主义阶段，人类坚信自己是万能的，大自然尽管博大精深凶猛强暴却终将被人类所降服。这时候，人是自以为已经挣脱了大自然怀抱的一个坏孩子，为了追求速度、财宝和戏剧效果而不惜蹂躏自己的母体。在人类视野中，包括河流、山脉在内的自然界要么视为强敌，要么拿下为我所用，成为战俘，这中间既没有对话、磨合与交流，更没有平等、和解与和谐，有的只是非此即彼的“冷战”、线形和阶级斗争思维。回想半个多世纪以前黄河下游“战胜蒋黄”和“大跃进”中“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口号、诗歌，正是对这一时期扭曲了的河流伦理关系的生动写照。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人给黄河防洪开药方，认为应该通过“大放淤”把被称为“中华民族心腹之患”的黄河吃光喝净从而直奔减灾目标。而直到不久前，还有人挖空心思为黄河断流、水质污染寻找“理论根据”，认为不仅在所难免，而且理所当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显然可归结为早期工业文明思维。

    理性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利益和良知互动为根本的试错及纠错能力。当人对自然的切割、消耗和荼毒达到一定的临界，以至明显损害了人自身的利益、动摇了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时，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

    1948年，美国康斯威星大学教授、早期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对战后雄心勃勃发展经济的同胞们说：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他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我们隶属于他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会带着热爱和尊敬来使用他。

    如今已被视为世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先知”的利奥波德明确宣布：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

    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判断句成为刚刚诞生的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她的著名作品《寂静的春天》。后来美国副总统戈尔宣称这本书“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这部被称为“绿色经典”的专著中，卡逊第一次运用生物链的原理展示了广泛使用的农药中毒素的积聚、转移和传播的过程。卡逊指出：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

    1971年，在《封闭的循环》中，美国科学家巴里·康芒纳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副作用，向人们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敲响了生态警钟。他尖锐地说：我们之所以陷入一种环境危机之中，是因为我们借以使用生态圈来生产财富的手段毁灭了生态圈本身。当前的生产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自杀性的。

    而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公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则用大量的数据、图表、模型和推论对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泼了一盆冷水。这一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代表全人类对于“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进行了庄严承诺。“宣言”宣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后果。

    到了80—90年代，从1981年当代思想家、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发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布《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20余万字的《21世纪议程》，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痛苦反思，人类终于认识到“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还在借用儿孙的地球”，从而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想也从此写在了人类进步的旗帜上。

    在狂热追求财富无限增长的幻觉中，人类的智者透过繁荣看到了枯竭和陷阱，看到了危机和末日。文明的转型就这样悄然拉开了序幕。正如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和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所预言的：这场环境革命的意义就象1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重大。人类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摈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立一个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新文明。

    鉴于半个世纪以来治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水短缺的严峻形势，中国提出了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在这一战略调整中，环境保护成为水事活动优先考虑的评价因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江河治理的终极目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中国政府成功实施了黄河、黑河、塔里木河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统一调度，致使1999年以前频繁断流的黄河连续3年全河复流；黑河下游结束多年干涸局面，实现分水目标，其尾闾湖泊东居延海起死回生，重现碧波；新疆博斯腾湖2001年向塔里木河应急输水，180公里的干流河道和两岸植被再现生机。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总结说：在治水实践中，我们既要考虑经济用水、生活用水，又要充分考虑生态用水、环境用水。如果说“三河”调水是世纪之交水利工作的一个亮点，那么它所揭示的深刻内涵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水利思想。

    针对黄河、黑河、塔里木河水量统一调度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写给水利部长汪恕城的贺信中明确指示：“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水资源形势十分严峻。必须下大力气狠抓节水工作，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搞好江河水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用水的地位在水事活动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人类对于河流生命的认识走向伦理化的一次突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治的多泥沙河流。为了探索人与黄河和谐相处的临界值，摸索黄河下游河床冲淤规律，2002年7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调水调沙原型实验。在11天时间内，20多亿立方米蓄水从200多米高的小浪底水库奔腾而出，在上千公里的河道上蜿蜒曲行，奔向大海。这是一次河流的狂欢节，试验结果6600多万吨泥沙被冲刷入海，主河槽程度不同地被人造洪峰刷深。

    2003年2月15日，黄委主任李国英在全球水伙伴中国地区委员会治水高级圆桌会议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河流生命”概念。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黄河下游河道所需的冲沙用水没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游平滩流量约6000立方米每秒，而现在的平滩流量不足3000立方米每秒，若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虽然满足了引水要求，但河道却萎缩了。河流是有生命的。正是基于维持河流生命的概念，2002年7月黄委进行了一次调水调沙原型试验，主要目的之一是使下游河道的河槽不再继续淤积，把沉积在主河槽的泥沙冲刷到渤海里去，以维持河流的生命。我们达到了这个试验目的，用26亿立方米的水把黄河6640万吨的泥沙送到了渤海，这是迄今为止在黄河上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人工原型试验，试验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黄河水量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将水白白放进渤海？对此，我们认为：第一，试验是在汛期进行的，但却没有使用汛限水位以下的水，而是使用了超过汛限水位以上的水量；第二，遏制黄河下游河道特别是主河槽萎缩的趋势，维持其生命存在，甚至对主河槽进行冲刷，增大其行洪能力，这一点，在黄河下游河道主河槽日渐严重萎缩的今天，显得何等重要！

    在这次圆桌会议上，李国英两次强烈呼吁建立“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概念，这是调水调沙试验的出发点和科学总结，是对“生态用水”、“环境用水”概念的纵深发展，是有史以来河流保护运动中最具挑战性的呼声。

    环保运动的崛起和河流伦理意识的苏醒，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人类既能够有限把握自然使其与社会发展目标同步，又能够有效控制自我保持与大自然母体的和谐。从蒙昧期的“乖孩子”开始，经历了反叛期的“坏孩子”阶段------显然，在文明的更高层次上，人类在努力做一个与河流和解的“好孩子”。

    三、我们的河流伦理宣言

    河流是大自然中最神奇最严密也最脆弱的本体部分。河流并非专门为人类而存在，其天然河道既不是专门为人类而开挖的输水渠道，也不是专门给人类留下的排污管道。

    河流果然是有生命的。从潺潺细流到融汇百川，穿峡谷，造平原，浩浩荡荡，奔流入海------然后通过蒸发、降水、形成径流，开始新一轮水文循环，表述的是一种完整的波澜壮阔的生命过程。

    在这个川流不息、循环往复的生命系统中，能量通过多次交换被转移和更新，更多的物种被构建和孕育出来，形成瑰丽壮观、丰富多彩的地球图景。这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衔接、依赖和呼应，物种和物种之间的刺激、竞争和互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河源沙化、荒漠化意味着水源涵养能力下降、产流不足以及产流不均衡，意味着河流生命原动力的衰退；支流枯竭意味着补水不足；下游河道持续淤塞抬高等于河流生命周期的黄牌警告；而河道长时期长河段断流则宣告着河流生命的衰竭，以及依赖河流动力、河流水源来维系的生态系统的紊乱乃至崩溃。

    当人类把无限增长的强大控制能力直接或间接地用来终结一道道小溪、一条条河流、一片片湿地时，由小溪、河流、湿地所决定的生态系统的稳定谐调也随之终结了：某些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失踪了，某种水生动物和洄游鱼类灭绝了，依存于河水漫溢而繁衍的绿洲退化乃至沙化了，导致无序和死寂的熵值增加了，村落和城镇湮灭了，养育和激活生命的温床变成了生命的禁区，呵护和滋润多样性物种的“母亲”变成了没心没肺的“疯婆子”。干涸废弃的河道、湖盆就地扬沙，借助高压气旋扑向东部和沿海，对地球景观和人类社会危害极大的沙尘暴、强沙尘暴就这样形成，而且升级。

    终结者面临被更可怕的力量所终结的命运。

    如果说，冰川时代是生命的冻结和休眠期的话，那么正是河流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地球生命的复苏和欣欣向荣。在地球生命在竞争中均衡发展的基础上，进化出了人类这样的智性动物。

    人类的智性源于自然，人类最初的文明源于河流。如果说，以征服和无度索取为特征的近代文明肢解、玷污、切断了河流并试图宣告河流时代的终结的话，那么21世纪文明乃至未来文明的重要使命就是致力于自然环境的修复和自我修复，宣告河流伦理的重建和绿色河流时代的复兴！

    水源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在确认水源的可再生性的同时，必须强调它的有限性。随着产生和保持水源的边界条件的变化，水源的再生性、持续性也发生相应变化。

    比如，内陆河水量的很大部分来自山区积雪、冰盖和冰川的季节性融化，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固态水被称为内陆河流域的“固体水库”。如果未来全球温室效应加剧，固态水的增量不能与液态水的减量平衡，内陆河源头调节水源的供给将逐步减少以至消失。考虑到内陆河流域光热充足土地辽阔，对于高耗水的农业开发具有极大吸引力，则这一区域水量变化的边界条件将更加复杂。

    正如人的生命要靠血液来维持一样，河流的生命要靠不能突破底线的水量来支撑。丧失血液的个体无异于一具僵尸，被截断、抽干了全部血液的河流只能沦为辞海里的词汇、博物馆里的模型和地球上的一片沙漠。

    对于外流河来说，现代河流生态学的均衡理论认为：大自然产流、人类社会耗水以及河流入海、湿地储水之间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各要素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系，以使河流长期拥有支撑其生命运行的足够水量。

    如果说河流是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那么河流自身作为系统是不是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生命线呢？

    “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的概念的提出，第一次从终极关怀的立场为盲目扩张的人类活动划了一道界线，为外流河和内陆河的开发利用限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保护区”，将人类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运动提升到河流伦理的高度，并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有了一个能够量化的、可行性的技术指标。

    2003年2月，李国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进一步对“河流生命基本水量”的观点进行了理论阐述。他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性上，我们都不能让母亲河断流。关于基本水量的界定，不同的河流有不同的标准。对黄河而言，如果单从数学的角度讲，只要有１个流量也可以说她还活着，但正如一个生命垂危的“植物人”一样，这个生命已经失去了功能。那么，要保持母亲河正常生命活力的基本水量究竟是多少，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论证。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水量至少要考虑3方面的要求，一是通过人工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即调水调沙措施），使黄河下游主河槽泥沙达到冲淤平衡的基本水量；二是满足水质功能要求的基本水量；三是满足河口地区主体生物繁殖率和生物种群新陈代谢对淡水补给要求的基本水量。

    “河流生命基本水量”论包含了河流伦理学的一系列原则立场：

    1、作为流域社会的一员，上游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占有维持下游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水量。这是解决空间范围内地域关系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河流伦理原则；

    2、作为人类集体生命的一个环节，一代人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占有下一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水量。这是处理时间范围内代际关系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河流伦理原则；

    3、作为自然的一员和河流的儿女，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终结河流，就像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扼杀土地、山脉；就像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灭绝物种——从一种草，到一群野生骆驼。除非真正不可抵御的自然力所致，人类必须全线保证河道内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进化的河流伦理根本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目前正在黄河和西北内陆河展开的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将获得一种河流伦理学支持和有待于进一步量化的技术支持。

    人们认识到：无论以何种名义在河流上进行的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都应设置一个调节阀或制动阀；而且，这些活动不应被视为无限的和永恒正义的。

    因为：除非迫不得已，人类应尽可能维护河流的完整、统一；人类应尊重自然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及其内在尊严；

    因为：当人类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而去改变河流的原始状态时，应慎重考虑河流的限度，及其承受能力；人类在预期改变自然的积极成果时，应将其负值、副作用、负成果加以充分评估，并制定相应措施对自然予以补偿。

    人类应反省产业文明在带给人类以便利的同时，对河流和自然状态的深刻改变乃至破坏；在自然与河流面前，人类油然而生的不应该仅仅是文明进步所带来的陶醉和满足，还应该是虔敬、不安乃至负疚——基于多少世纪以来，人类迫不得已的对自然的损害、分割和亵渎。

    河流——这些纵横地球表面的万水千川，或奔流入海，或汇集成湖。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保障，它还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文化语境，是拥有独特成长历史、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各民族文化的象征。河的存在，为我们塑造了繁衍生息的广阔平原；也使我们真实地触摸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根系。河流，是我们万古长新的家园。

    河流是健康的。一条健康的河流意味着淳朴和纯洁，意味着运动、清新和活力，它是我们人类幸福的来源；

    人类群体幸福的丧失始自一条条健康河流的丧失。

    河流是丰富的。一条丰富的河流意味着声音和色彩、立体和平面、中心和边缘的奇妙结合，意味着物种多样性的合理选择，意味着有节制的丰收和真正的富足；

    人类群体匮乏始自一条条河流的枯萎、单调和匮乏。

    河流是美丽的。一条美丽的河流意味着蔚蓝色的天空，多彩的大地、洁净的水质；意味着诗歌和画廊，音乐，意味着柔软流畅的母体；

    人类美好感受的丧失始自一条条美丽河流的丧失。

    河流是和谐的。一条和谐的河流标志着大地与天空的和谐，降水与过流的和谐，吸收与排放的和谐，冲刷与淤积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标志着上下游、左右岸的和谐，标志着绿水青山，标志着鱼水相融，标志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存、共荣和资源共享；

    人类认同感的丧失来自一条原本和谐的河流丧失了和谐，原本谐调的流域丧失了谐调，紧张和冲突取代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中的良性互动和唇齿相依。

    河流是完整的。一条完整的河流意味着源头与尾闾、河槽与滩地、主流与支流、泥土与植被、鸟类和鱼类、以及功利与美学的有机统一，不可或缺。

    为了给予了我们物质和文化双重生命的河流，为了我们栖身的由于有了河流才显得生机勃勃的蓝色星球，让我们毅然和人类中心主义告别，从“征服者”、“统治者”的虚妄想象中彻底挣脱出来，回到生命共同体的真实处境之中，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河流、环境以及其他生命伙伴的保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