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什么是比“奇葩”建筑更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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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大观”的大部分体积方正，但楼顶顶了个“祥云”的造型。

我和一位建筑师朋友每次走过北京北四环，他都会诡异地问：“你知道鸟巢西边的那幢建筑物叫什么名字?”“盘古大观?”“No，天——使大厦……”

生怕听者不解其义，他比一个手势：“因为它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坨Shi……”

惨遭这种比喻的地标建筑可能不是一两幢。其实，它们的设计者并不是弱智，就拿常被调侃的这座天使大厦的设计者李祖原来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台北有名的“101”的设计者。尽管北四环边上那幢大名鼎鼎的建筑物看起来确实有些怪异，得到这么一个诨名也稍微“杯具”了些。同样“杯具”的还有CCTV的新办公大楼“大裤衩”，被比喻成“水蒸蛋”的国家大剧院……相形之下，这些仅仅是有个绰号的建筑物还算是徘徊在“奇葩”建筑的边缘——毕竟“盘古大观”的大部分体积还是方方正正的，只是上面顶了个设计者说是“祥云”的造型，毕竟CCTV只是扭了个麻花而大剧院还是个纯净的几何形……相形之下，被网友拿来深度吐槽的某些“奇葩”建筑，才是有点挑战人们对于建筑的一般概念，比如把摩天大楼造成外圆内方形状的沈阳“铜钱大厦”，“双手合十”的新法门寺(也是李祖原的杰作)，以及像一架钢琴的“钢琴楼”……整个就是福禄寿三星造型的天子大酒店是“奇葩”建筑公认的极致，从外表，人们完全看不出它是一幢建筑物，住客身在其中就仿佛是从一座巨大的迪士尼乐园雕塑里探出头来。

在当代中国的情境里，可以说，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奇葩”建筑的世界里。

公允地想一想，这些被叫做“奇葩”的建筑其实是通俗媒体的宠儿，大家嘲笑归嘲笑，如果去除了某些政府项目中隐含的社会公平议题，把它们纯粹作为一个谈论的对象时，普通人未必那么讨厌“奇葩”(相反，没有了它们人们就少了很多“欢乐吐槽”的对象)。与“奇葩”建筑势不两立的，往往是铁杆设计范儿，学院出身的建筑师和一些有着建筑阅历的文化人。

建筑师和文化人讨厌这些“奇葩”建筑，往往有着一般人所不太在意，也不太了解的一些原因。或许因为长期形成的观念，20世纪以来的建筑师是极端讨厌“象形”的，像个铜钱，像架钢琴……看上去不可能是很高品味的设计。

事实证明，大多数“结构坦诚”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大势所趋，它们与其说是竭力避免了“奇葩”的外表，不如说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便宜的外表。

由于现代主义建筑对于普通人的意义(想像一下我们城市鸽子笼一般的楼盘)，极度“奇葩”到上电视的建筑在城市中毕竟还是少数的，难得有经过经意设计的“奇葩”，相反，多的是那种争奇斗艳、乱哄哄的乡村迪士尼乐园式的“奇葩”，或者说，因为难以想像的无序造成的极度混乱，它们大多数因为缺乏足够的“亮点”，也许还不到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程度，但是想想那些让人一抬脚就摔一个跟头的地面和楼梯，进去找不着北的公共建筑，走得吐血的机场和火车站……它们为我们这一地鸡毛的日子带来的灾难，其实要远远多于城市里偶然闪现的高大上的“奇葩”，实际功能的缺失和短板，比看上去使人哑然失笑要致命得多。

问题是，尽管有那些清教徒式的嫌弃，有乌托邦的美好理想召唤着效果图上一座座未来世界般的城市，“奇葩”是否可以真正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去除?

“奇葩”又是否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或者说，哪些才是比“奇葩”对我们更加紧要的城市和建筑的痼疾?

如果有谁打心眼儿里不嫌弃纷乱的现实，并且在“奇葩”绽放的土壤里乐在其中，“大裤衩”的设计者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可能是不多的几位之一。在他看来，奇葩不要紧，但如果它足够“奇”，就可以从一味只是有害的毒药变成去火排毒的补药。

在很多中国的主题公园城市中，确实，并没出现任何使得舞台布景生动起来的东西，此处缺失的也就是“奇想的技术”——就像库哈斯曾经描写的早期的纽约，在那里的康尼岛上，纸板搭就的“奇葩”建筑营造了各种幻境演出，“奇想的技术”曾经为这座世界都市的上升期贡献了无限的声名和魅力。

中国各地“奇葩”建筑的失败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相对于它们不起眼的规模可怜的质量而言，城市的马路实在是太宽阔了一些。单薄的建筑和几乎空白的“林荫道”并置，意味着纸板搭起的“现实”要无情地在太阳下暴晒，或是在冬季的狂风中接受考验，要安心地享受“奇葩”的喜剧，那样高或低的温度在公共空间缺失的城市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仔细端详“奇葩”组成的城市你还会发现，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新建筑不管是“正角”还是“反派”，它们往往都是和城市脱离开的，由此造成的失衡的建筑尺度，只是被聚焦于“奇葩”自身的照片效果掩盖了。为了不穿帮，天子大酒店的大多数房间都不能有直接开向街道的窗户，而“天使”需要离开地面相当的距离。

大多数中国造城运动的领导者都将城市看成是“生蛋鸡”(甚至是即存即用的“取款机”)，而不是拉动生活的“传动带”。犹如库哈斯所评论的那样，那意味着手拿算盘的会计师对于白日梦的优势围剿，在观众心满意足之前，这样的城市就已经耗尽了能源，既不高雅也不真正好玩。在北京因为“大裤衩”焦头烂额的库哈斯并无横扫“奇葩”的洁癖，他清楚地看到那是“真实的虚假”和“虚假的真实”之间的区别：前一种或许低俗但热力四射，后一种的高大上毫无生机，却同样是纸板糊成的——他宁愿要嬉笑怒骂的前者也不要装腔作势的后者。在他看来，让“伟大的盖茨比”们心跳不已的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并不是虚情假意的矫饰，而是真材实料的庸俗。这种“奇葩”的尊贵不是因为真正的尊贵，而是它友情出演的卖力程度。

“奇葩建筑”在今天的集大成者其实是横店影视城——但中国城市缺乏的往往是“奇想的技术”，也就是点亮各种奇葩使它们成为奇观的关键专利。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这些专利早在摩天楼拔起之前就臻于成熟了：不会摔死人的安全电梯，本用来快速建造铁路和大桥的钢结构技术，完善而繁忙的交通系统和井然有序的商业管理。而各种死气沉沉的山寨倒过来暴露了中国城市的软肋，它们满头大汗cosplay的对象只能是宫廷剧目，是城管驱赶小贩的“尊贵”，而无法是现实所不及的，成熟而放肆的资本主义文明。

大多数中国的“奇葩”建筑其实并不是三流货色或是特意搞笑的产品，相反，它们是市长们真心诚意树立起来的英雄式的城市地标——这个事实听起来比“奇葩”建筑本身更像一个笑话。它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了错误的原型，是一种高大上的计划经济对似乎同样高大上的资本市场的误读，东方专制对商业暴政的误读。

库哈斯对于现代主义的恶搞或许是一种爱恨交织的过犹不及。只不过，他没有看到或有意忽略的，是中国的“奇葩之城”并不严格是如他所想的新型“自动城市”，人们只能远远地旁观“奇葩”的发生而不总能深入其中，在真实的，空空荡荡的奇葩城市中，戴着白手套的山寨米老鼠并不能轻易创造人气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