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我们还能为旧城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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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级规划师 王鹏

作为一个旧城长大的老北京，我目击了近二十多年北京旧城几乎被破坏殆尽的整个过程，小时候也经历过亚运拆迁，搬家到望京;

作为本科建筑的古建爱好者，我上学时整天串胡同看老房子，也在旧城的地段上做过些作业，学习旧城调研和设计的方法;

作为学规划的学生，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住在顺义调研大半年后，探讨为什么郊区新城发展缓慢，无法实现应有的反磁力;

作为规划师，我参与或观察了北京上轮战略总规修编到本轮总规修改期间，从规划到执行的过程，也参与或主持了几个新城和重要中心镇的规划;

作为文保志愿者，我参与和发起过保护钟鼓楼和围龙屋的活动，组织团队、入户调研访谈、拍摄纪录片;

作为城市数据研究者，我在制作几款文化遗产地图和APP，还在探讨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公众参与的机制方法。

如何保护旧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虽然一直在外围打转，我毕竟不是一个旧城保护规划的专家，只能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方面说点不太专业的感想。

旧城被破坏的原因

旧城被破坏，有无数原因。以不同视角看去，每个问题都很要命。我们披荆斩棘，一路研究、解决，却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政府和开发商逐利?这似乎是最直接的原因?这问题本身无解，当然，我们可以设定底线，划定这样那样的保护区、建控地带、保护建筑，挂这样那样的牌子。设置各种各样的保护规划和紫线，里面限建、限高，恨不得审批到招牌的尺寸。理论上，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前提是领导千万不能批条子……

功能集中于旧城，单中心聚焦问题?这事儿，打梁思成先生到吴良镛先生，努力了几辈子。如今，京津冀一体化了、两轴两带多中心了、十几个新城、首都功能核心区功能疏解了……么?市政府恨不得说，中央政府你不走，我们走!(其实也没走多远)

虽然金融机构等大佬在郊区也圈了不少地，建了些什么金融后台服务区，呼叫中心数据中心甚至总部基地，可金融街CBD还得东西南北的扩。网络时代了，一般人可以迁出去，大不了用淘宝不逛街，上班给你修地铁，可有钱的、有权的老爷们，还得整天开会不是?衙门盖章没法上网不是?

土地产权问题?这个原因似乎很根本。西方城市之所以变化缓慢、保护完整，看起来主要靠这个吧?的确，要是原住民仍然一家一个院子，怕也没那么容易拆。大杂院住户，说是住在四合院，一家人十平米，但也没产权，给套一居室，谁能不走?可惜，经租房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落实——几十年的悬案，后代都不知怎么回事，书证得申请才能看一眼，物证也快拆没了。只有极个别的房主还有能力抵抗。

立法和执法问题?我们有城乡规划法，规划编制审批都很规范，并接受社会监督;基于文物保护法的处罚也很厉害，破坏文物最多可以罚款50万!嗯，还有名城保护条例、物权法，以及有关拆迁的各种法规。要拆迁，还得公示、告知，人们还可以提出异议，可以申请复议，可以依申请公开信息……可是，有几个老百姓看得明白那控规图纸和告示?“在公示期内任何的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可以书面和电话形式提出”，这话看着容易，真正操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规划方法问题!这才是你们规划师的本分啊，看看欧洲，尤其是欧洲，有那么多旧城保护的先进经验，学学不行么?布拉格能整体保护，人家华沙有本事整体复建还是世界遗产，人家伦敦的码头区改造多么经典，不仅改造形态功能，还能改善旧城衰败培育新兴产业……对了我们不是也有798么?虽然刚火起来就差点让人给拆了……

较真儿的学者们再往深里聊就更复杂了：西方保护理念与保护传统之争，保护、利用与发展之争，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你就算倒背如流也不敢说整得明白什么叫更新什么叫修复什么叫重建什么叫原真性，张口闭口都得围绕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根本不屑跟那些翻来覆去只会一句“修旧如旧”就自诩专家型领导的官老爷聊天。

学界和业界能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规划师(或学者)，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阻止破坏过程，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

其实，这些问题显然都重要，又显然都没法药到病除。跟城市规划整体层面的问题一样，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关注物质形态，忽略了最关键的“人”。

当然，遗产保护理论也开始讨论社区，讨论公众参与，也说要改善居民生活。可是，如果社区居民投票，要放弃遗产拆掉老房，难道我们就也要放弃?城市规划是否已把能做的都做了，仁至义尽了?

以上种种，归根到底，是公众对文化遗产甚至传统文化价值认知缺失。公众对遗产价值认知最差的情况是“这东西不值钱”，好一点的是“这东西值钱，得赶快卖”，再好一点是“这东西越来越值钱，得留给孙子”。

当然，我们希望，最终大家不用钱来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而是把文化遗产变成骨子里的文化自信甚至文化自觉，就像穿衣吃饭一样不可替代的东西。文化遗产的终极意义，从物质到非物质，无非是在剧烈变革的城市和社会，让人们能保留一些不变的心灵寄托——家乡、故园、乡愁，这些内涵能外化成城乡的丰富和多元，激发创新的活力。

这个认识改变的过程，不会凭空发生。这需要时间，需要社会教育。

比起其他手段，这似乎见效最慢。所以，做这件事的人也最少。但不幸的是，这几乎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人说，关键不是公众，决策领导才是罪魁祸首。但是，领导在这方面的认知水平，跟市民又有多大区别呢?领导不也是从基层上来，不也是一样上学念书工作，根据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信息，建立起价值观么?大家习惯了“向权力讲述真理”，难道就不能在权力产生之前，告诉他们“修旧如旧”、“古色古香”之外的东西么?

事实上，遗产社会教育并非理论盲区，但我国理论界却很少有人亲历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