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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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我们曾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调查，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的平均数比这个要多。人民日报2013年8月份登出来，全国平均的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公共开支13万块钱。从哪筹这么多钱?

解决城镇化的经费问题，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

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该怎么解决?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我们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所以，解决城镇化的经费问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既然要让地方做这件事，地方就应该有相应的经费。现在的分税制的比例是1994年定的，实际上就到省为止了。还有省跟下面的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依靠什么?实践中依靠讨价还价来定，这不规范，要改革。另外，地方应该压缩经费，中央也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必须要政府投资的由政府投资，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可以进行市场化运作

如何解决城镇化的经费问题，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要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就行了，实际上这是不行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提法不准确，是因为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不能用大跟小来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数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都是小的。有人说，是“强市场强政府”，这个“强”也不行。我在我的文章里用的是“有效市场，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就行了。政府能够做市场也能做的，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实际上，很多发达国家是这么做的，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我的文章中谈得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经验。因为西欧国家的城市化在19世纪末基本定型，美国在20世纪初也定型，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城市化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对我们更有可行性。它们的办法是以城市为单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机构要怎么建呢?办法是：地方财政出一部分钱，各大金融机构出一部分钱，把架子先搭起来。架子搭起来就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利率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大家来买。每个项目的钱怎么花，全部公开化，市场运作。

比如，一笔钱以基金券的形式筹集出来，是为了建自来水一厂，建第二电厂，或者建其它公共服务设施，所有这些都是一笔项目，大家买后可以转让，也可以分红，还有固定利息。这样的效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化运作，能吸纳社会资金。所以除了非常必要的项目，大规模环境的治理，政府应该投资的要投资，但凡是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大笔钱。在中国，总有办法能够建，但是现在的路是不能走了。

靠卖地维持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

现在有两个路走，第一个路子是卖地。卖地以前一直采用，的确帮地方政府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怎么样?没那么多地了，地卖完后又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要改掉。改掉以后政府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债。现在地方债务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8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将来又还不上，变成坏账怎么办?这是蕴藏着金融风险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办法，对于长期的债务，应该采取了断的形式，把它折扣成由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券，地方债券不是短期贷款，可以再试行。中央不要任意为地方债务兜底，因为这是不规范的。现在是跑项目，将来会是跑债务，这个应该规范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