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愷：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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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愷

11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兼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集团总建筑师崔愷作主题为“文化的态度”的演讲。崔愷院士立足于本土建筑设计的立场下特别强调了文化态度，他希望建筑师在学习和参与到习近平主席所号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精神的贯彻当中时，应该用各种渠道来传达文化的态度，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的形式。

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上午好!我想利用今天这个年会的机会简单把自己最近对习主席的批示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业界的一些反映，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是很不成熟的分享题目，叫做文化的态度。

习主席的批示刚才在年会开始时由车部长大概讲了一下，我看了以后认为习主席的批示非常具体，也对建筑界有相当的启发和参考。更主要的，让我们非常振奋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央指示精神，在全国从政界到商界，对改善我们的创作环境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谈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有些时候还要回来看一看我们说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百度上找了一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有专家讲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非强制性的影响力。这些话给我们很好的启发，文化对我们来讲不是一种过去的传统，也不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的呈现在我们社会当中的。

文化的自觉，借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是在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史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

文化自信来寓于历史伸出，泱泱大汉，煌煌盛唐，当张燮盛世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留给人们的是深深扎根在民族灵魂伸出的文化。所以，当人们谈到兵马俑，谈到丝绸之路时，都有一种深深的自信。

从9月份以来，中央精神不断渗透到专业界，大家也有很多讨论，包括住建部领导也到各个单位去调研。从我看来，目前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普遍的振奋，对习主席的批示积极响应，有一种新的使命感。觉得我们在过去一些年走的弯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期，所以特别寄希望于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文化能够有一个大发展和回归。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很多行政领导，最近谈一些项目时碰到领导，他们都在急切的想这件事情。寄希望于建筑的文化形式迅速的恢复城乡特色。但要特别注意，运动式的弘扬文化会导致口号化、表面化、急于求成、行政化，欲速不达，甚至会偏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这种情况和担心不是没有的。

作为专业界，很多人现在确实处于一种犹疑(状态)，他们不免有些迟疑，珍惜当下比较宽松的个性化的创作氛围，强调在国际化语境中有独立的思考。担心从建筑的品质的关注，建构的关注又拉回到建筑形式上去，担心讲文化传承就是向后看，保守、抑制创新、排外倾向，甚至导向民族主义、伪文化现象、文化的庸俗化，这些都容易走回头路。我个人对这种担心非常认同，认为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在以往的城市建设当中把文化自觉变成了形式上的语言，所以在今天的大好环境下，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警惕的。

第三种态度是思考，应该谨慎和冷静下来反思，到底什么是我们文化的核心理念?文化该如何传承?是文化的形式，还是文化的态度?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化的态度”，回顾一下中国传统的文化态度，一般来讲是重精神轻物质，崇尚自然少人工，珍惜人本淡薄物欲，怀中庸，避免嚣张。讲究的是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在今天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佛学、儒道、国学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改变了自己创作的原则。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今天谈到文化的回归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现在国学越来越盛行，很多大学里在办，很多地方也有佛学院，很多高层企业领导，甚至一些政府领导都去学习，听说建筑界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在信奉藏传佛教。这样一种对心灵的重新回归某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心理上的文化回归，也奠定了未来中国建筑再一次回到文化自信、自觉上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基础。

我自己这些年在立足本土设计的立场下特别强调文化态度，所以今天也在这里非常快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或者用这样一种文化态度的方法看待我们自己最近做的一些工作。

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做法，一是中国文化态度应该是低调的、隐而不显，同时应该是谦和的，对环境以礼相待;应该是内敛，含而不露;应该是得体的，今天对环境、人文是出于一种善意的表达。

我们即将完工的敦煌数字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低调的建筑，实际上希望把自己隐藏在荒漠大地上，建成的效果也是这样，就像大自然当中的沙丘一样，从各个方向表现出自己的低调。当然，从建筑本身设计上还是使用了当地的建筑设计语言。这就是建成以后目前使用的状况，主要是为了游客在参观洞窟之前有一个欣赏敦煌艺术的环境。里面所有的语言都因为从外部对环境的尊重、低调，在里面形成了系统的空间语言的处理，所以很单纯，这也使这个建筑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谦和方面，我想介绍在青海玉树做的康巴艺术中心。这是汉族建筑师去帮助重建的，如何尊重藏族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命题，所以我们延续藏族城市的城市肌理，运用藏族建筑特有的院落空间的模式，以及外墙材料的色彩质感，主要把2万平米的建筑拆借成城市街坊，形成了藏族特色的聚落空间。在建筑的色彩和材料上，因为当地援建的条件非常差，在高原，物资缺乏，所以尽量用简朴的方法来处理。虽然是一种藏族的建筑，但实际上并不是用传统材料，而是用工业化的砌块材料，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建成以后，我们数次到现场去，感觉到这样的建筑得到了藏族人民的喜爱。因为它既和藏族传统密切相关，同时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包括室内光线采集，也来自于对藏族建筑特有的光环境的采用。

内敛方面，我想以一个在今年初完成的小项目为例，在北京旧区中心，叫北京同学会，在非常小的用地上是普升寺，要在这样一个小建筑里做到能够打羽毛球、篮球，非常有挑战性。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建筑藏在历史当中。同时我们通过结构技术把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从地下到地上。

我们在设计的红线氛围之外，结合院落的改造，再一次增加了传统风格的门廊，让现代大体量的建筑再一次被隐藏起来。最后做完，同样角度的照片中就是一个非常不张扬的箱盖式建筑。保持了周围的大树和空间格局，增加了一些过渡性的建筑。新旧混搭，让这个建筑具有有机生长的感觉。里面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活动场所。从周围的菖蒲河公园看过去比较低调。

得体方面，我们在设计时候会想到这个词，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追求。最近我们在北京旧城前门大栅栏地区也有一个项目，最近通过了专家审查会。它的位置北面就是大栅栏商业街区，旁边是两广路，还有我曾经设计过的饭店。在这样的设计当中，由于建设量在上个月的规划当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政府开发商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所以是一个开发强度比较高的城市综合街区。我们通过对历史环境的梳理，通过对各个方向城市界面的关照，希望能够把这个建筑不要只是当成当今一个建筑来做，而是变成街坊。所以从室外空间的高度控制以及建筑内部空间的切割，都希望能够达到在原有的历史街区当中不断生长，又和现在的建筑当中有机衔接的目的。关于改造活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案例，我们也学习了很多。最终这个建筑以几个不同的方案来做。在规委的审查会上，有些专家讲颜色上是否再低调一点?还有修改的空间。

善意方面，我们做建筑不仅仅是一个任务，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一种经济的指标、产值，有些时候要非常客观的判断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最近一年，我们在昆山阳澄湖边上有一个文化遗址公园项目，规划当中是可以建设用地，所以在这里已经开始有一些原来别墅区的开发、村落的搬迁，包括在规划当中有一些单位也提出要建很多的酒店、商业街、民俗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但是政府还是比较慎重，虽然昆山很有经济实力。所以就比较担心这样的一种开发是否妥当?因为它处于生态敏感地段，挨着阳澄湖，特别担心这个地方的建设，一方面能否经营下去，一方面担心会对环境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先从环境治理做起。

我们开始介入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和业主的沟通和现场了解，提出要轻微介入的诗情画意、水乡的宅基地搬迁。希望重新用微介入的理念来梳理这个规划。原来规划是12万平米的开发，最终我们选择的是用昆曲来表达，昆曲创始人的家乡离这里非常近，我们就用它玉山加书树养极(音)来描述昆曲所诞生的环境，用小的建设量也能够达到文化复兴的感觉，所以更多的是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物质文化。我们最终的落实是，改造了一所小民房，形成了一所昆曲小学校。通过盖这座学校，让昆曲复兴，民间化，而不是专业化，然后来逐渐带动昆山的民俗旅游。我们的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最后落实的建筑面试只有几百平米。这当然不是设计院的院长所喜欢的方式，但这是一种善意。

现在新兴城镇化又要把设计普及到很多乡村当中去，如果用扩张设计的办法一定会对它有所破坏，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尝试。我认为确实要结合特定的环境下，怎么能够把这个资源环境用好，不仅关注资源本身，还要关注社会总体的情况。

对于建筑师来说，文化绝不应该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态度。所以我特别希望自己，尤其是业界的同行在学习和参与到中央号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新精神的贯彻当中，应该用各种渠道去向领导、业主传达文化的态度比文化的形式更重要。

【崔恺简介】

崔恺，男，1957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天津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院总建筑师。

外界评价：作为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崔恺的专家设计工作室无疑带有更多的“名人”色彩。而这个工作室今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崔恺本人的个人魅力。在谈到成立工作室之后的最大感受时，崔恺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反而透露出一种轻松——“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