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铸九：重夺城镇化建设的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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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 夏铸九

文创产业是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之下文化资本的一种转变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波助澜下，伦敦的表现最直接。设计产业/文创产业，可以说是文化进一步商品化、虚拟化、流动化(互连网化)，也是一种空间想像的再现。文化在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型中，曾经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与文化启蒙的角力，也造成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再结构，新自由主义诉诸文化进一步商品化，获得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资本与设计产业连结，文化资本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治理下取得越界流动的能量，而此同时，新都市问题已经成为都市危机的象征，在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变与城镇化成为新的成长动力时，反文化领导权的对抗性策略也值得重新思考，城市设计有机会在新的脉络下成为建构新都市价值与建构市民的战场，大有可为，是设计者鸣鼓攻之的历史时势。

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新经济模型催逼下，这是当前中国设计师的新挑战。但是，跟随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范型，将设计当做是客体的设计，现代设计将对象进一步客体化，最后只是视觉形式的物的拼凑，成为形式主义的跟随者/抄袭者，这是十世纪现代主义设计的致命伤，没有出路，最后被后现代主义埋葬。我们需要新的思考角度：

首先，重温十九世纪末西欧的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Crafts Movement)对现代设计的历史贡献，不能像在文艺复兴以后切断了艺术家与手艺人的关系，以及，让我们触摸苹果电子产品，体会致力于产品与使用者之间天作之合的魅力，设计如何能重新接合工匠手艺?设计要让手艺重新注入生命，而不是使工业产品失去了灵魂。主体如何在设计的过程中与客体整合，造就生活中的活的设计。包括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人——是要害所在，而身体则是温暖的中介。

其次，文化商品化，造就垄断性艺术地租(monopoly art rent)，制定垄断性价格，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所建构的独特性成为商品竞争的关键，以垄断性地租获取超额利润，然后，不断地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消灭既有的设计(也是文物)，为了引领时尚(fashion)。最后，则将空间本身绅士化(gentrification)，以地租逐出原来的艺术与设计生产者。这是资本的现形过程，以便为进一步的积累铺路。所以，现代性就是断裂(break);所以，我们必须用身体来对待自己脚下的地方，而不仅仅是视觉，爱自己的家乡，传承，保持赖久性，而不是破坏。

最后，面对当前的都市中国(urbanizing China)，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剧变，是社会与空间的剧变过程。空间，使城市设计(city design)成为不可逃避的挑战。我们如何避免短视的土地利益考量，以发展的贪婪取代保护的责任?破坏地方，成为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的天然理性，这种价值观不是自然而然的价值，而是人为的社会建构。长三角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漫长历史，丰富的区域文化，深根的生态条件，各有自主性的产业活力，极其密集的城际间运输网络，却连结上全球网络，以及足以自豪的认同，不用将历史推得更久远，就算是明清城镇的世俗空间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山水绘画、宅第园林、家具器物、紫砂青花、昆曲弹评……以及计成的《园冶》与李渔的《一家言》里对生活空间的敏感，星罗棋布的是有底气的城镇。对照着北京摊大饼的难局，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会区域里星罗棋布的城市布局，几乎可以作为当前城镇化政策的典范。在这个基础之上，城市设计如何同时考量主体与客体的空间形式?任何规划与设计的过程都必须重视地方咨询，参与式设计也具有关键性意义。

在这个社会与空间剧变过程中，城镇化必须成为发展的引擎，不然，都市问题将面对无法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习见的过度都市化(over-urbanization)陷阱。然而，即使有了经济发展，我们仍然必须面对扑面而至的“新都市问题”。

首先，发展不能是破坏性发展，而必须转向为可持续发展。其次，在1970年代之后区域差距日大的现实对照之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会区域浮现，新都市问题是承担都会治理的地方政府挑战。然而，三个全球都会区域中，由于市场力量本身自发地不会产生空间结构的均衡，长期空间虹吸摊大饼下的北京，使得京津冀虽然是最后浮现，新都市问题已经领先引爆，雾霾成为“危机”的象征。这是老天即时的警讯，加上水资源不足与水质污染、交通“首堵”、房地产炒作使得居大不易，北京已经不是宜居城市(unlivable city)。但是，因为北京做为全国政治中心，因此成为全世界十大投资圣地的第八名，一旦因都市问题而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将成为严重的制度危机。

这个危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模型必须转型的压力，城镇化政策下都会区域的内需市场建构成为新的成长动力，以及必须面对更深层的文化领导权的危机(hegemonic crisis)。其实，文化停留在脱离生活的高层就不胜寒，即使称其为核心价值，也会成为无效的宣传与没有生命的政令。在古代帝国的历史里，文化是有魅力的领导权建构，所谓“以德服人，心悦诚服”与“泽被远方”，“仁者无敌”都是此意。在1970年代与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不称霸，可谓掌握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下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之后，无论是面对全球政治社群还是内部社会，文化领导权是逐步失落了。今天虽然有所谓“三战”战略，即“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以至于信息与互联网层次的“网络战”，然而此处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强调的重点还是着眼于军警暴力机器之外的非直接表现形式，即，不是以力服人。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能够操纵社会的文化，信念、阐释、认知、价值系统、生活方式、影响力、经济、教育、治理(包括了规划与设计的领域)，将其世界观接受为文化的规范，成为普同的、有效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以证明社会经济政治现况为自然不可避免、惠及所有人。其实，它们不是自然的，而是特定时空下人为的社会建构，仅惠及统治阶级，成就为统治社会的正当理由。在文化领导权实践上，领导权还关系着国家机器与社会制度间的统治/穿透关系。当前美国的全球治理，某个程度上，虽然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哈佛的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所称的软实力与巧实力(soft power, smart power)也类近于此，换句话说，在军事力量之外，建构全球治理的领导价值的正当形式，有若福音降临，这其实是二次大战之后冷战时期美利坚盛世(Pax Americana)的霸权延续。

相较于197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面对雾霾危机象征所再现的新都市问题，现在必须建立“敢叫城市换新天”的文化自信。所以，城镇化政策与城市设计，可不仅仅是墙上挂挂的规划图面的形式，也不仅仅是分配用地指标的技术工具，其实，这是一个都会治理的规划与设计领域中，有对抗性意义的文化领导权策略的一部分。它关系着对公共(public)的想象，还关系着一个地方对明天的城市与社会的憧憬，不同的信念、价值、诠释、文化规范、甚至是世界观的空间想像之社会建构。面对已经网络化的社会，城市设计要成为都会治理下的意义沟通交流的互动桥梁，城市的文化关系着文化领导权策略(hegemonic strategy)的意义之争。在这个调遣、斡旋、争议、吃吃喝喝、抽烟握手的社会互动的沟通交流、甚至是价值观穿透的过程中，城市的新价值与新视野建构，城市的市民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起来。

在太多抽象理论字眼的讨论之后，一个正在发生的长三角的经验性个案，值得作为能共享的“文化领导权策略”的结论。有地方城市自主性的长三角都会区域之中，以下以扬州老城东部廖家沟，到高水河、芒稻河之间，因为高铁新设扬州站，推出的新规划项目，做为一个值得期待的具体个案：基地称为七河八岛(泰安镇+杭集镇)的扬州城市水源地邵伯湖、廖家沟，往南到湾头古镇、茱萸湾、长江之间的江淮生态轴─入江水道，即，南北风道与鸟类迁徒生态廊道，借着高铁扬州东站，以交通枢纽与区域节点，重新定义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1. 泰安镇生态城市，邀请农民参与规划与设计过程，落实农村保存与生态保育的有机农业聚落，有机农产品与下述隔邻地区市民共同建构起稳定的消费网络，以低层粉墙黛瓦的传统水乡合院建筑物，兼营民宿。

2. 杭集镇制造业科技城市，由于廖家沟水位变化大，北部二到三公尺，南部六公尺，夏天江淮涨水，甚至高达七米，沿廖家沟沿岸湿地、内河支流、堤防应有讲究，在现有卫生用品与牙刷制造的基础上，提供会展中心与电子商务等企业服务，推动为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基地，最好能够营造出一种有如瘦西湖园林中的科技园区氛围，路河并行，而陆地上各个工厂街廓可以逐步重建为四楼左右的都市街廓，当然，最好能采用下述的零碳厂房营造则更是理想。

3.高铁站与中心“绿色中心商务区”共构，高铁站与地方轻轨(绿色公共交通，连结既有的扬州建成区)车站尽可能邻近共构，建物低层高密度，住商混合使用，一楼骑楼连结步行动线，沿街为商业拱廊，营造城市生活所需的多样化商业消费活动，一楼以上为住宅或小型办公工作空间，屋顶为有吸引力的太阳能与通风口，有如零碳厂房(Zed Factory)，不超过四到五楼，营造具示范意义的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社区，提供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生产基地。这是整个计划最困难的环节，如何能“筑巢引凤”?以农业科技研发，并以零碳社区建构一个研发创新的育成中心，获致名实相符的“生态科技新城”可行吗?亦或是，在三年之后高铁创造的连结性新条件之下，以零碳社区引领设计产业，目前暂时寄望于设计服务产业，但是，这些都关系着区域创新中微妙的创新氛围(milieux of innovation)机制建构，既不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意志可以奏效，更不是委诸市场，放任由土地市场短期获利，甚至直接通过批地卖地获取资金，摧毁了生态科技新城所亟需的产业集聚，打造研发型生产服务业的基础。这部分还需要能推动执行的计划，这计划是生态科技新城计划中的计划。

此外，高铁站一出东大门即望得见有“绿色门户”效果，住商混合使用塔楼，在高度与形式上亦有风水塔作用，可以做为生态科技新城的地标。当建筑任务书规范明确翔实之后，宜采用国际竞图决定建筑师，这是更有把握的，实现绿色门户效果的过程。这里是长三角区域再结构过程中先行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南京+镇江+扬州，宁镇扬同城化效应下的交通枢纽、制造生产节点、文化生产基地，以及当前新城镇化政策的象征表现门户。

总之，有意相互对照的正是：不能是过去习见的空间虹吸摊大饼。这是权力的象征，对土地利益贪婪，没有节制的市场力量造成的都市蔓延;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切断了地方历史，与既有扬州西部副都心、扬州老城区、广陵新中心区、广陵产业片区、江都中心区，彼此之间竞争发展，相互抵消，要么失败沦为鬼城，或者是彼此冲突，造成内爆。前面所说的，营造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这样的新城镇化过程，不正好就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吗?这种希望的空间是对抗全球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领导权策略，是空间的想像，它是被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逐步落实的真实空间与零碳、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社区，这也是城市设计的执行，是地景与社会同时的更新，是多么快活的空间实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