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朝林：进行“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的城市化

申请免费试用、咨询电话：400-8352-114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顾朝林

应该重视规划建设第三代、第四代特色化自立新城

城市发展遵循一定规律。首先，城市系统理论。城市是人类的聚集地，是区域工业、商贸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枢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城市的各个部分都在按各自的自然规律运行，这就是城市系统。人类依靠自然赖以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法则。其次，城市是有机体。城市也存在孕育、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发展阶段。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发展慢一点是可能的，不能将初期发展慢的城市都归结为“鬼城”和“空城”。第三，城市是生产和生活的结合体。有时候，出于效率或环境要求导致城市规划时将生活区和生产区分离，也叫“产城分离”或“职住分离”，出现“睡城”的现象，不能一概否定“睡城”存在的合理性，应该因城而议。不过，从低碳、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看，应该尽量少规划和建设“睡城”。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应该重视规划建设第三代、第四代特色化自立新城，传统的卫星城、“睡城”和产业城不应该再规划建设。 

传统制造业和普通城镇遵循“路径依赖”发展

以标准化、大生产、大消费、郊区化为主要社会特征，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在单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呈现单中心、高密度、集中式外延发展，城市为生产服务，城市区域内呈现完整连续的生产链，从生产管理、研发到产品生产、装配服务的各个生产阶段都集中在同一城市区域，这就是城市“摊大饼”发展模式。对我国城市发展而言，原有的低基础设施条件、初期工业化水平，大城市的发展空间必然选择摊大饼城市发展模式，这是符合我国城市发展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规律的。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人口扩张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幸的是，京津冀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摊大饼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重超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形成了交通拥堵、住房短缺、雾霾天气、水环境污染、区域发展失衡等诸多城市问题集中爆发的局面。当今社会由于城市的生产性功能不断弱化，服务和消费性功能逐步强化，于是在传统城市区域外围的郊区或半农业化区域、大城市高速公路交叉口、新形成的集商业、购物、娱乐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新区，被称为边缘城市，一些注重科研、教育、创新活动，增长潜力不受制于城市规模而与弹性相关的网络城市等应运而生。同时，信息技术推进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进一步形成，全球市场建立，世界产业结构发生重构与转移，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化空间，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功能区—通道脊”的空间结构特征。毫无疑问，京津冀地区，特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向这两种空间结构转变的时候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和规模经济促进的集聚发展，必然要求我们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将有限的资源和发展动力投入到新型城市发展区上，这就是建设边缘城、自立新城，当然主要是指第三代、第四代“新城”。所谓第三波新城，就是以信息技术发育的知识经济为基础，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转向基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服务性城市，例如公司总部城市、创新中心、养老基地、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和休闲旅游城市等。所谓第四波新城，就是1990年代以后，由于广泛的经济转型和空间转移、权利下放，将人力资本和全球—地方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新型城市，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智慧城市和绿色城市等。对传统城市，需要从激化活力，提升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重构城市的恢复力和弹性力，表现为弹性城市(resilient city)的建设。基于这些认识，政府监管和遵循的原则就比较简单了，传统制造业和普通城镇遵循“路径依赖”发展就可以了，政府主要支持新产业、新空间、新类型的新城和新区发展，通过一段时间的建设，整个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也就耳目一新，可持续发展了。

进行“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的城市化

传统和创新是一个交互过程，我们不应该说“新型城镇化从顶层设计到下层建筑”导致一个阵痛过程，从发展的视角看，可以认为是“新常态”。创新推进发展，发展为主维持一个稳定时期，大家认为发展乏力了需要创新，走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据此，我认为，只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不变，这种变革会持续到我国基本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具体说城市化水平达到75%的时候。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根源是严重的出口导向性经济结构支撑体系、进城不进人的半城市化状态和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生态和城市病问题，必须改变这样的城镇化机制，走“内需拉动+空间转移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打破条块分隔，系统分隔的限制，市场和政府同时发挥作用，将“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化引到到“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的城市化，所有的障碍应该都可以被清除。

京津冀一体化首要的就是要解决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不平衡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但是我不认为“京津冀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因为它要比伦敦、柏林、纽约、东京和洛杉矶都有更好的区域水资源基础和国家政治制度保障，建设北京世界城市不能因所谓的“水资源”而半途而废。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给水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和水环境保护分属三个主管部门，城建部门管辖的给水工程成为弱势部门，至今只是建立了水源保护区并未建设水源涵养区，只注重了利用没有注重涵养，很多水在没有成为资源时就已经白白浪费了。出现了水源短缺，有采取长距离调水，打破了国家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京津冀一体化首要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1950-60年代，为了解决北京和天津的水资源问题，国家就曾协同京津冀三省市建设了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为京津冀三个省市供水。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北京水资源需求量迅速增长，密云水库不再向河北和天津供水，河北省放弃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分享权，还因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启动后每年向严重缺水的天津供水10亿m3，同时受水源保护区影响限制区域产业和经济布局，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慢于一般地区50%以上，逐渐形成了环首都圈贫困带。近年来，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这些地区出现了过度开发、过度放牧和与京津争水发展的局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荒漠沙丘已经从张家口北部扩展到官厅水库的怀来县，流域污染日趋严重，使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每年的来水量也大大减少。这是没有一体化发展和缺乏生态补偿的后果。因为，水资源国家统一调配，北京和天津重要首先保证水资源，水源在河北省但用户在京津，还因为提供水源不能工业化渐渐成为贫困带，水源也就慢慢枯竭了。

从京津冀城市圈的核心区各市(北京、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看，目前水资源总量约为140亿m3，理论估计开发潜力达300亿m3以上，水资源不应该成为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利用京津冀广阔的地域资源，选取承德市境内小滦河流域、伊逊河流域、丰宁县境内滦河流域、潮白蓟运河流域和张家口市境内潮白河流域，规划建设首都圈水源涵养地，可提供81亿m³水资源总量，可以满足首都圈2030年70亿m³需水量要求。从长远看，通过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可以为首都圈绿色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也能够解除背景首都圈发展水资源短缺的后顾之忧。

京津冀建设了这样的水资源涵养区(面积应该在5000平方公里以上，不是现在的100平方公里)，北京也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京津冀的河流污染、干涸等问题也就成为历史了。

提倡用生态文明法则去建设城市

城市(群)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两个方面。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态系统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本底和物质能量源泉，人类生态系统具有科学调节自然生态系统的潜在能力，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共生的基础之上的，脱离这些，任何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妄想，都将以城市(群)生态系统破坏为代价，以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惩罚为终极结果而告终，这也将是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城镇空间布局的基本原理。提倡用生态文明法则去建设城市，首先，保持自然平衡。建设城市，发展城市，需要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主要的资源无外于土地、水、能源以及用于建造城市的建筑材料、维持城市生活所需要的食物和生产的矿产，还有保持城市运行的交通、信息系统技术水平。不言而喻，技术水平可以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不断突破，能源主要来自植物、化石燃料、自然(水、潮汐等)势能等太阳能的转换和高技术条件下核能利用，土地和水则成为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区域城镇空间布局的最根本的限制因素。其次，维护城市生态系统。事实上，城市(群)中充满了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生活圈。从城市中心到郊区，这些生物生活圈的生态系统在发生渐变。开敞空间和绿色空间越多，生物多样性也就越多，城市也就越生机勃勃。然而，对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来说，过分的低密度开发、过多的开敞空间，必然会造成城市运行成本的不经济和运行效率的低下，这就需要考虑城市生产—生活单元的合理规模问题。城市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也不是真的“小的是美的”。维护城市生态系统，需要摈弃传统以规模论城市发展的思路，首要考虑的是在当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可能的组织和管理城市的能力。维护城市生态系统，还需要持续不断给城市(群)系统注入新鲜活力，对传统的城市(群)系统进行更新改造。就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而言，需要从支撑区域经济体量、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产业业态空间发展规律出发，重构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结构，依托生态廊道和快速交通走廊(轻轨、高铁和高速公路)形成的放射状边缘城市串，规划建设第三代、第四代特色化自立新城，同时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传统区域城镇体系升级改造，逐步形成多核心网络状巨型核心城市空间。

顾朝林的研究兴趣长期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编辑获悉，最近的重点在如何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尤其注重村镇和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当然也在辅导研究生强化城市规划定量分析方法和城市应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