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 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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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共同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

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规模扩张。中国特大城市具有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就业贡献不断提高、建设水平较高等特征，同时伴生着诸如二元结构加剧、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凸显等问题。加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战略视野、全局意识、综合手段和针对性举措，要坚持“科学评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综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并举”的方针。

中国特大城市二元结构加剧

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集聚过程中，城市空间二元结构和城市社会二元结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在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较快的特大城市更为突出。

其中，城市空间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棚户”主要包括“城中村”、“棚户区”两种形式，还有一部分旧城也存在着建筑密度高、环境差的问题。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较为突出，这与“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密切相关。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过程中，考虑到拆迁成本问题，城市政府或者开发商更愿意低价拿耕地，而不是村庄，由此很多村庄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形成各种类型的“城中村”。“城中村”或“棚户区”往往结构简陋老化、功能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缺少公共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而且“棚户区”家庭基本是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棚户区”的居住条件和居民收入状况都与国外城市“贫民窟”类似。“棚户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和市容;同时“城中村”或“棚户区”由于租金优势往往集聚大量的流动人口，由此形成“城中村”或“棚户区”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的隔离，以二元空间为表象反映了更深层的城市社会分异。

我国城市九成“亚健康”

报告指出，从全国城市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特别是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和健康社会指数远低于健康管理和健康环境指数，城市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3年度城市健康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佛山、苏州、中山、杭州、珠海、无锡和南京，其中珠三角城市占4席，长三角城市占5席，京津冀城市占1席。在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城市中，综合排名第1的深圳，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和健康环境均位居前3位，而健康管理仅位居第19位，在城市公共安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不甚理想;上海综合排名第2，健康环境排名第47;北京综合排名第3，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和健康社会排名均位居前茅，但健康环境排名第206，健康管理排名第85。这表明我国健康发展指数综合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时存在明显的发展“短板”，指标得分很不均衡。

为了进一步测度和检查中国城市发展的健康水平和状况，报告课题组综合考虑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标得分及分布，按指标得分将城市划分为两类——健康城市和亚健康城市。其中，五项指数均高于所有城市中位数的城市为发展状态相对健康的城市，包括深圳、中山、佛山、上海、苏州、常州、无锡、东营、南京、长沙、珠海、扬州、杭州、沈阳、镇江、大连、南通、烟台、惠州、克拉玛依、湘潭、威海和南昌23个城市，而综合排名位居第3位的北京，由于健康环境指数排名靠后(位居全国第206位)，未进入健康城市行列。在五项指标中如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该项指数的中位数，则表明该城市发展存在明显的“短板”，处于亚健康状态。总体来看，当前全国287个地级市处于健康发展状态的不到1/10，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的近九成城市处于亚健康发展状态。

中产阶层尚难成为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中产阶层历来被视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既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质量民主的前提。虽然当前中国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其是否能够作为“社会稳定器”仍不确定。特大城市物价水平总体偏高，而中产阶层一向注重生活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因此对于中产阶层内部比例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稳定的经济收入与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并存。由于住房、休闲和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沉重，他们不得不成为“车奴”、“房奴”和“孩奴”，“奴化生存”现象十分普遍。伴随经济压力而来的是焦虑的心理情绪，极度缺乏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制度保障的匮乏导致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目前特大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尚无法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不利于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结构。

城市贫困状况不容乐观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我国的绝对贫困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温饱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得到了解决，然而在许多城市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特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福利制度转型、身份制度转型等社会基本制度转型而产生转型性贫困或结构性贫困;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增长速度长期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难以维持多方面的支出需求，面对支出突发性问题，更难以应对，抗风险能力较差。新型贫困现象表现出的特征是相对贫困率和主观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贫困问题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它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改变，其消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这种新型贫困问题也为城市贫困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难题，因为它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仅依靠收入与支出设定的贫困线来反映的，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我国整体城市贫困状况不容乐观，但特大城市中，北京、天津和上海在各项指标上都比我国整体城市贫困状况好，说明特大城市在反贫政策的执行下，相比其他城市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尤其是这两年北京、天津和上海提高了低保标准，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现象。从就业状况来看，北京市的就业状况较好，就业员工占总人口比重高，失业率低，因此贫困风险最小，在文化程度、抚养比、参保情况等方面北京市也具有着较好的优势。相反，重庆市在各方面指标显得差一些，这与重庆市县和县级市改区，市辖区人口迅速上升，而就业、参保等更方面工作尚未跟进有关。从其他一些特大城市的相关指标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城市还存在就业比重较低和抗贫困风险能力较低的情况。而这三类指标中，问题最大的指标仍在收入与支出方面，可见老百姓收入偏低仍是特大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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