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催生国家相应制度全面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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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城镇化本身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这样简单的表象。在这一简单的表象背后，包含着种种综合的社会性制度变迁。

在过去的30多年，在我国经济发展获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城镇化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极速发展时期。然而，由于部分制度滞后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出现了“伪城镇化”等“夹生”的问题。

截至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3.7%，但是，其中只有36个百分点是户籍人口，还有16个百分点是农民工。这16个点农民工大约有2.3亿人，再加上其家眷共约4亿人，这4亿农民市民化，需要庞大的社会保障、教育等投入。

这4亿人的真正市民化问题，正是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夹生问题”。

市民化的困难，并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存在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的制度变革。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如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既定道路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和制度嬗变这两者将相辅相成。

去除城镇化GDP考量

原本，去除城镇化GDP考量并非制度变革的直接内容范畴。然而，在过去的旧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将城镇化与政绩挂钩，进行汇报和考评，从而让城镇化染上了GDP色彩，甚至让GDP变为左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城镇化发展演绎成为一场场房地产盛宴。直到今天，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上演的“大跃进”式的新城区建设，依然是GDP思维下的城镇化现实版体现。

去年，国家发改委针对全国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结果显示，这156个城市中，有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每个省会城市平均要建4.6个新城区;而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区。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对此算了一笔账。

这145个城市，它们的平均旧城面积是115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区平均是63.6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新城区面积是旧城区的一半多一点。旧城区大都是很多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区都是高楼大厦，它们两个在容纳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区虽然只有旧城区50%的面积，但是它们两个的承载人口数量是一样的。

另外的数据也显示，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

那么，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

目前，在我国农村，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

所以，郎咸平的结论是：“已经进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进所谓的新城区。”

无独有偶，随着近年来我国高铁的迅猛发展，“高铁新城”已经成为许多拥有高铁站点城市城镇化的“标杆式”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