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创新：传统企业文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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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加入WTO已经两年多，学术界和企业界为了迎接入世对我国企业的挑战，提出了企业文化创新的概念，即创新我国现有的企业文化。

　　很多人认为现阶段企业文化的建设应该努力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企业文化，甚至有人专门拿国外的企业文化与国内传统企业文化相比较，从中指出传统企业文化的缺点和弊端，进而对其进行否定和抛弃。事实上，企业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任何先进的企业文化如果不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它就会水土不服，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企业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原则。一味强调西方企业文化的有效性，忘记传统企业文化的精华，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国内很多企业用引进西方企业文化的方法来创新我国企业文化，并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应考虑一下我国的传统企业文化。

　　二、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发展十分缓慢。这就形成有鲜明特点的传统企业文化，它对我国现有的企业文化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分析我国传统企业文化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国传统企业文化的特点。

　　1、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

　　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只要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因此，在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也是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孔子说“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礼仁》）。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汉书。董仲舒传》）。把“德本才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儒家反复告诫人们“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而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这种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有唯利是图的奸商，但是廉贾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

　　3、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企业文化浸润了传统文化思想。

　　4、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尚书。大鬲漠》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顾炎武在《肇城志》曾经说道：“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察”即精明，也是商人、商业企业必须具备的企业文化素质，故有“贾以察尽财”之说，商人必须以聪明智慧而赢得财富。中国古代商人经商致富后，大都能周济贫困农民，处理好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曾经记载，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徙民。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斗争中，商人颇多尽力。《倭寇考略》记载：“商人文士有资者，捐金助饷以备倭，如陆镌，上海人，捐金十万助倭饷”。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种传统美德为我国后来的企业树立了榜样，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企业文化的价值。

　　5、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