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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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个世纪在建筑界演出的大戏经过了潮起潮落，已经到了21世纪这一幕，心中的激情过后，带给人们更多的是迷惑，是关于古典和现代的迷惘，是关于向左向右的彷徨。建筑师终究也是普通人，就像几米漫画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总是要面对这样的境遇，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的确是个问题。克里尔已经把他的答案写在《建筑：选择还是宿命》里了，我们呢？——向左走？向右走？

　　关键词： 西方建筑，建筑艺术

　　来自台湾的画家几米曾经出版过一本与本文标题同名的连环画，描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都市里的朴素但依然会让人心动的爱情故事，仅有一墙之隔的一对青年男女在偶然中相遇又在偶然中失去了联系，而每个人每天习惯性的或是向左走或是向右走几乎让他们失去了再次相遇的机会……当然作者最终还是画出了充满希望的结局。因为某种固执而几乎让美丽擦肩而过的故事好像天天发生在都市里的钢筋水泥丛林中，仿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然而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样咫尺天涯般的遗憾这样容易地发生呢？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我总想这会不会与都市里的建筑和由建筑构成的都市有着什么微妙联系？

　　大约一年前，我在罗马studio杂乱无章的图书室里发现了这本叫做《建筑：选择还是宿命》的书，让我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竟然耐下心来将它完整地翻看了一遍，我相信这种偶然发现的东西存在有更多真实价值的可能。有着建筑师和规划师双重身份的作者莱昂·克里尔用他那只和几米有点类似风格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和城市图景。之所以说熟悉，因为我每天都要面对那样的建筑和城市；之所以说陌生，因为我的心中常常萌发莫名的陌生感。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的建筑和城市环境中，几米可以来画的故事一定不会缺乏。

　　睿智的克里尔在心里一定和几米一样清楚，那种无处不在的遭遇至少首先是源于一种无处不在的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而正是这小小的一步也许就决定远比步幅更重要的走向，一个人的命运如此，一个建筑和一个城市的命运好像也可以这样理解。于是我猜想，克里尔才会把他自己的这本书起了那样一个名字。

　　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已经习惯了从一位建筑师的建筑作品开始去接近他。在arcspace.com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大师设计的同命题住宅，克里尔那座简单得几乎不能再简单的住宅在它们中间一点也不起眼，但却是了解克里尔世界的一个最佳起点。他这样描述他的设计：

　　“我试图以孩子们可画的途径去设计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住宅。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设计一个真正的Kolonihavehus有着一点点幻想和奇特的感觉，这就是这些小住宅所要象征的。”

　　“住宅应被理解为一个我们能够在那里寻找到遮盖的带屋顶的场所。”

　　“那是一个有壁炉、有床、有桌、有带围墙花园的地方。在花园里有一个为壁炉而储藏木材的储物间。”

　　“去设计让人们居住感觉良好的东西对建筑师非常重要。”

　　望着克里尔笔下这个住宅的表现图，我感觉仿佛要进入几米画中的那个有童话般感觉的世界。这座纸上的建筑禁不住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是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一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岩石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不是吗？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建筑的环境之中，而建筑对人的塑造也无时无刻不在。我们或许可以淡忘一位用文字构筑理想世界的文人，但是，淡忘了建筑中的人性或许就会酝酿出潜在的危机。很明显，克里尔希望自己设计的住宅是“家” 的象征，体现着温馨的人性，我也相信绝大多数人在看到克里尔的住宅时都会想到那就是属于某个人的 “家”。而在同一个网页上那个马里奥·博塔设计的住宅，虽然屋顶上有着在风中摇曳的竹子，但让我首先想到的却只是在意大利塔斯干尼地区，古城卢卡城内那座头顶一棵树的钟塔……有些建筑师似乎并不愿意通过建筑去实现普通人最朴素自然的梦想，进而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而在克里尔看来：“建筑是建筑物的艺术文化。作为一类艺术，它与从对建筑物元素的模仿和翻译到成为一种象征语言有关，并在建筑规律方面以一种象征物和类似物的固定体系来表达建筑的本源。建筑作为公众艺术而存在的条件使它获得了物质上和最终精神上的永恒，去表达总是在变化的功能和时代精神与建筑无关。一定的建筑类型变得联系着一定的功能、仪式和时代，并提升到雕塑般或图画般的意向来保持这种联系。”

　　1988年克里尔在那个著名的滨海城（seaside）项目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住宅，那不是一个有科幻色彩的居住机器，而是一个和上面提到的设计异曲同工的房子——一个他内心世界的缩影。他的选择是将童话里的家带到人间，因为他相信那样一座普普通通的住宅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永恒。

　　克里尔的建筑观不同于从前被我几乎认为天经地义的现代主义建筑观。他在《建筑：选择还是宿命》里所描述的现代主义建筑也不是我所似乎熟悉的那个形象。在这本书中，偶像般的柯布西耶被克里尔化成了一个漫画人物，那个充满新智慧和新精神的头颅上遍布着给了大师以建筑灵感的各种东西，这幅令我陌生的肖像却为我提供了重新审视、解读一位建筑师所必需的那段距离。他在书中平静地写道：“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密斯曾经准备为希特勒工作、柯布西耶曾准备为贝当（Petain）工作。在1942年，阿尔托友好地访问了在德国莱茵的希特勒的雕塑师。特拉尼（Terragni）为墨索里尼工作过，尼迈耶为世界上大量的独裁者们工作过……”估计这样的语句很难让已经视“现代主义建筑”为先进和正义代表的人平静。克里尔让我意识到：仅仅读建筑师的建筑和文字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西方的建筑和城市，身在东方的我们难免有雾里看花的尴尬，相反，克里尔则有着我们所不能轻易拥有的先天优势。这位生于1946年的卢森堡人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完成了建筑学专业学习之后，曾经在斯特林的事务所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随着1978年一封公开信在《A+U》上的发表，他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在据某些文人认为仍停留在19世纪的伦敦城里，他生活了二十年，既在伦敦皇家学院又在建筑联盟教过书的他最终还是在法国南部安了家……或许是弥漫在欧洲的那种历史气氛，才使得他能在36岁的时候还说柯布西耶“是一个惟一让他愿意为之工作的人”，而之后不久却开始视柯布西耶为“破坏天使”。也许那时，他突然发现就是柯布西耶打碎了人们关于建筑的童话梦和由“童话般建筑”构筑城市的童话梦。

　　值得庆幸的是，欧洲那些现在依然有活力的历史建筑和城市使得那些历史上闪光的思想依然鲜活，克里尔得以在现代气氛下的社会中发现在历史岁月中已经变“旧”的观念还存在着“新”的意义。克里尔要感谢许多历史上的先辈。比如，托内尼斯（Tonennies）使他理解了遗失社区观念所出现的冲突，并发展了通过紧密联系的社区保持小规模城镇的观念；特谢诺（Tesseonow）使他将建筑视为对日常生活需求的一种反映，并把小城镇视为产生手工艺和人类价值最高体现的合理的文脉延续；卡米略·西特（Camillo Sitte）使他将城市视作一个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系统，而不是仅仅功能性的划分，进而他认识到城市的变化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勒杜（Ledoux）等使他理性的去寻找美和宇宙真理……还有很多。如果看惯了大师作品和著作的我们对这些影响了克里尔思想的人物非常陌生，对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也忽略的话，我们如何能理解克里尔在古典还是现代，向左还是向右之间做出的选择呢？——那是一条看起来有点“旧”的“新都市主义”道路，既是关于建筑的也是关于城市的道路。

　　到了43岁的克里尔充满自信也充满激情，在“解构”建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向另外一位当代神明埃森曼（Esienman）发出了挑战书：《我的意识形态比你的好》（《my ideology is better than you》）每一个读者都能再在这本1989年《AD》杂志的墨香中闻到浓浓的火药味，而也就是这种纸上的刀光剑影才能让人更清晰地看到什么是克里尔的建筑和城市，什么又是埃森曼的建筑和城市。换言之，就是古典与现代的不同走向，向左与向右的不同命运。

　　埃森曼说：“在古典的意识形态里只有完美的概念。但今天，宇宙的要素不再相同，我们不能再回到古典的体系中去了。”

　　克里尔说：“我们作为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目标，包括对宇宙体系和秩序的理解，它允许我们创造艺术品，就像自然造物一样。”

　　埃森曼说：“正如在自然界所遇到的那样，古典主义包含着完美的概念。正如我所说的，今天，再也不可能去表现这个完美的古典概念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因为这个理想状态已经被人所创造的力量给破坏了。一个人不能继续用古典方式来表达，因为，他们所想表达的，已经不再存在了。”

　　克里尔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就拒绝好的建筑，那是荒谬的。”

　　埃森曼说：“来，克里尔，今天，你再也不能这样建造了。”

　　克里尔说：“你不能，但是我能！”

　　此时的克里尔好像马上要怒发冲冠。的确，他不能再用纸上建筑来构筑纸上城市。他需要的不仅是建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更需要建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无论大小。

　　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天津大学的第八教学楼里，正举行一场关于解构建筑的报告会，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几乎要把讲台上的邹德侬、周恺、王蔚诸先生淹没了，在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下，的确不足以出现一位理直气壮对埃森曼说“不”的人，那时人们的热情几乎已将可能的疑问全部给融化了。

　　没有让克里尔尴尬的是，在他与埃森曼论战的同时，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将他的图纸变成现实的机会。早在《a vision of Britain》一书出版时候，查尔斯王子就质疑了柯布西耶所倡导的城市“分区”规划在战后对城市风貌的恶劣影响，也质疑了现代建筑师对大多数普通人的情感和愿望的忽视，而只是为某些建筑师和评论家自己设计房子的现象。他积极倡导实践他所提出的关于场所、等级、尺度、统一、围合、材料、装饰、艺术、表示与灯光、社区等城市设计诸原则，我想他才会在1988年任命克里尔为英格兰Dorset地区Poundbury新镇的总规划师，开始一个新都市主义的建筑和城市实践。Dorset作为英格兰古老而又美丽的一部分是历史上罗马人创造的，直到1800年，这片100英亩的土地上不过居住着为数4000的人口；大约在19世纪，这个古代集贸城镇的规模扩展得非常明显；1987年，当地的规划部门选择在西部边缘地带的农场作为城镇的发展用地以满足住宅需求。1989年的一个周末，克里尔公开展示了他完成的总平面，在他的方案里，新区被分作4个部分，每部分有500到800座住宅，住宅的发展一半为了出租一半为了自用，每一个部分没有超过100英亩的罗马式的旧城镇；在这里，人行交通和汽车交通被小心翼翼地加以组织，一切的城市细节都试图反映英国乡村的传统和最大可能性的不同，建筑法规只对建筑材料和建筑尺度加以表述，新的建筑虚心尊重当地的本土风格，而不特意表现什么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克里尔的思想里，城市远比建筑更重要。建筑为塑造社区精神而服务，不需要做作的搔首弄姿，依靠平常建筑仍然可以在当今时代里营造出可以表现社区精神的气氛。整个项目没有匆匆忙忙的开始， 直到1993年整个计划才具体实施。建造建筑和城市的过程是漫长的，今年3月，Poundbury迎来了它的十岁生日，看着小镇中心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看着小镇上新开张的便利店和第一间酒吧……查尔斯王子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社区。此时的克里尔也许对自己“向左向右”的选择更加有自信了，因为他心目中的建筑和城市不再停留在纸上了，无论是图画还是文字。

　　克里尔和埃森曼心目中的建筑与城市就像两条道路上的风景，或许这道路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起点，但却因为有着古典与现代、向左与向右的不同方向，所以才有了迥异的风景。至于是不是有着同一个完美的终点？谁又能绝对肯定呢。如果有，这个答案也许会出现在中国。

　　两年前，上海决定实施所谓的展示异国风情的“一城九镇”战略构想，其中的安亭就是一个如今终于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德国风情小镇”。2003年8月31日，《南方周末》为它开始撰写风情史。当国人几乎丧失重建中国传统城镇风情自信的历史时刻，将目光投向“撒满歌德影子的魏玛小城”也就无可厚非了，如此规模的城镇建设多多少少很像克里尔的Poundbury的味道。不同的是开发安亭的开发商更有创造力，他们在向左向右的选择中巧妙地确定了一个折衷的方向——“古典主义尺度，现代主义建筑”。所谓的古典主义尺度就是城镇的城镇布局、道路规划、建筑尺度上体现古典主义韵味，具体的表现就是护城河、环城绿带、邻里单位等等；相反在具体建筑上则引入包豪斯的设计元素，提倡简约主义……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一时间抛却了古典和现代之间在本质上的矛盾，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能够左右逢源，带着大团圆式的心态去迎接安亭阳光灿烂的时候，也许那时，安亭的地上真会撒满了诗意的影子，但愿这种中国式的大团圆不会是一个奢望。

　　参考资料：

　　1.Leon Krier，《choice or fate》，Andreas Papadakis Pub，1998.

　　2. Open Letter From Leon Krier to James Stirling， in：，1/1978，87.

　　3. Peter Eisenman versus Leon Krier：“My ideology is better than yours”， in：，9-10/1989.

　　4.Prince Charles And Architectural Debate，in：vol59 No5/6-1989.

　　5.Nan Ellin，（revised edition），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6. 林鹤，怀念步行城市，《读书》2000年第10期。qqqqq7.朱红军，新安亭风情史，《南方周末》2003年8月21日。

　　克里尔（Leon Kr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