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千城一面的建筑风格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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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16幢共计5.1万平方米的二十年楼龄的高楼被“控制爆破”，多数媒体都以“中华第一爆”为题宣传爆破技术如何进步，惟个别媒体在议论“谁来为当年的错误埋单”？不难预料，未来中国各城市都会面临大量的拆迁楼，那将不只是因为住房空间需要进步，更多的是因为建筑审美的不断进步。试问，谁来为或者谁能为今天城市化运动中普遍忽略文化艺术的“躁动”埋单？

　　关键词： 建筑风格 文化艺术 拆迁楼

　　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中每年都有无数个展览、会议、讲座和论坛，却很难有一次机会在让人们认真地讨论有关中国的现代民族建筑风格问题。大多数人都在急功近利的忙碌中忘记了自我也忘记了别人，忘记了将来不可避免地会为今天过于注重经济进步而忽略文化创新的建设行为而要为我们遗憾的那些后人。

　　繁荣背后的遗憾

　　统计数字反映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繁荣，在二○○四年上海国际住交会的入门正墙上有这样一组数字—中国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二○○三年中国GDP增长的9.3个百分点中，有1.8个百分点是由房地产业直接贡献的。中国房地产业直接带动了五十七个相关产业的产出增加，没有任何一个其它行业有如此广泛的行业推动力。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竣工面积、销售面积始终保持了年均20%左右的增长。二○○三年中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了美国，已经达到了5.7%.而在人均GDP已是中国40倍的美国，房地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医药、房地产）之一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二○二○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10.2亿，年均增长4%，城镇住宅存量面积将达到330亿平方米，比二○○四年将净增198.5亿平方米，年平均需净增12.4亿平方米。

　　l       因此确实可以讲，中国房地产还有至少二十年的好景，尽管途中免不了还会有几番周折。

　　然而，在繁荣的数字背后有一个悲凉的现实—举目望去，我们在整体上竟然找不到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并且又是新的建筑风格，即使在上海这座中国目前最先进、最发达和最海派的城市里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从一九九○年对外开放之后所创造的无数建筑奇迹和技术成果，却难于看到本来也应该在这座从来就敢为人先的城市里人们对新时代的民族建筑风格的探索和创造行动。

　　遍寻建城至今七百一十四年、“海天富丽、工商云集”、明清时代已是“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大上海，我们能够看到的“风格”不外乎以下几种—历史上留下的古迹，包括古镇、园林、祠堂、寺庙、会馆、古塔、老桥和宅邸等在内；殖民时期租界留下的以外滩洋楼群为代表的欧洲风格的公建和私人建筑；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值得称道却也已不新的近现代特色建筑—石库门弄堂；以陆家嘴为核心的现代和后现代建筑群；在近几年房地产热潮中拷贝过来的多种“原味”或者变味的欧陆建筑：“穿西装、戴瓜皮帽”的那些多少有些欧式建筑符号但在欧洲却绝对看不到的不伦不类的“伪风格”和“反风格”；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受到前苏联设计思想影响的建筑；当代新型住区里大量存在的现代的却没有任何民族特色的风格，多以台湾建筑师发明的“飘屋顶”为特征；更多的也是最多的则是建国以来陆续“制造”的那些军营式、火柴盒式的无风格可言的工业产品式楼宇，它们不得不接受“平改坡”的手术来掩饰其实在不堪入目的平庸。

　　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本来具有独特的东方血统，而纵观和横视上述几种“风格”，我们不得不为今天的我们和这个民族捏一把汗—在存量如此大增量也如此大的城市建筑物的浩瀚场阵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具有现代东方风格的建筑物，它们多半还是由外国大师设计的。事实上，上海在整体上已经成了一个万国建筑的博览会。

　　“合理的兼容”是美术理论中重要的一种，问题在于我们眼下的这种杂乱的兼容很不合理。今天的中国以经济成长的速度和传统文化的持久而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居于首位，今天的上海以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领先而在中国百城中居于首位，为什么上海偏要成为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被人们认为是“欧美快餐”的“万国”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西方殖民时代的文化艺术入侵加上国人崇洋意识的泛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建筑师们在民族建筑新创作方面的无所作为。汽车之“万国”尚可容忍，毕竟汽车的寿命远不及房屋那样久远，汽车的可移动性也不同于固定房屋那样必需要考究视觉上的相生或者相克。何况，每个国家的汽车也是有着自己的风格的，例如美国的林肯、英国的捷豹、法国的雷诺以及德国的奔驰等等都展现了自己国家的审美习性和文化品格。

　　在一个大步迈向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容留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建筑，无论她纯粹或是不纯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万国博览会”视为合理甚至引为荣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文化艺术的继续殖民过程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麻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懂得—在盛世强国中一个民族的艺术必须完成集体的创造，从而留下千古的绝响。

　　不能再有的文化殖民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六个相对“兴盛”的时代：周、秦、唐、宋、明、清，其后在近代的一度衰落是因为西方殖民文化的东进，导致“礼失求诸洋”。饱受殖民主义之痛的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尽管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不少优秀的东西。不算少数的同胞们走过了一条从“尊夏卑夷”到崇洋媚外的历史道路。

　　在上海的外滩地区一共有五十二座殖民时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一方面是建筑艺术的文物，述说着大约在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的三十年左右的一段时期内西方设计师们在远东的不朽创作；另一方面也如同难以抹去的伤痕，写照着那一段被外族人和他们的文化奴役的辛酸日子。

　　西方文化之于中国，从正面讲带来了新的文明、新的艺术和新的技术，让人们看到了比封建社会体系更加进步的一面。与之同时，也严重地阻断了中国人在艺术上的本能创造，长时期的文化屈从和被动认同导致了民族艺术观的一个历史断层的产生。

　　不容忽视的是，在自一九九八年开始的这一轮历史性的城市发展中，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楼宇文化和建筑设计过多地、毫无遏制地弥漫于中国城市中，这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大家却不但没有知觉反而大加赞赏。

　　在欧洲旅游观光，我们有理由为欧洲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镇的美轮美奂而叹服。有人甚至感叹“把欧洲的美丽分一点给我们吧”！历经若干个完整的艺术风格时代的欧洲，以那来源于也本属于她的艺术风格让人们感受到西方艺术观中那种丰饶、华美、富丽、阳光、和谐与大气。

　　在欧洲我们应当敬佩而不能指责欧陆的建筑艺术，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东方亚洲这个历史远比欧洲久远和深沉得多的地方，我们有理由为欧洲的文明惊叹，但绝无理由因为徒有这种惊叹而在自己的土地上碌碌无为。中国的城市今天心甘情愿地把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这块最大的艺术蛋糕拱手让给了许多西方人和他们的崇拜者，让他们在东方古国和东方大国的土地上痛快地献演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殖民。当中国人以非凡的大度敞开胸怀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多种文化和艺术形式的时候，只有极少数可怜的学者们在羞涩和胆怯地研究着民族创新的理论，祈盼着有朝一日终会到来的艺术复兴。“太现代了”和“太国际了”的呼声成了伴随着褒赞的无情批评。

　　上海的城市建筑在中国城市建筑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相对而言上海的城市建筑在数量上最大、综合素质也最好；另一方面上海的城市建筑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建筑在艺术风格的走向上普遍的偏失—过于国际化和过于现代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不少，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本土的一部分有审美引导权的建筑师们、一部分有投资决策权的老板们盲目并且普遍地崇洋，他们对本民族的艺术源泉缺乏深刻的理解，故而对本土的艺术风格缺乏创造的自信，只好甘拜下风、甘当配角。

　　二十多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长帕金森先生曾对中国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太可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传来的那些虚伪的肤浅的标准和概念的洪水淹没。我确信你们遭遇了这种威胁，你们需要用你们的全部智慧、决心和洞察力去抵抗它”。

　　西方人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在批评的“国际主义”和“现代主义”建筑艺术如今正在中国到处流行。如果说几乎悉数由外国人设计的上海陆家嘴建筑群的整体风格相对于代表着“过去”的外滩应该定位于“现代”的话，那么将来的北外滩和东外滩的整体风格不应该简单地在“现代”的前面加上“更加”。今天，中国的现代建筑太缺少“中国性”，“更中国”比“更国际”和“更现代”都更为重要，菲薄民族、地域和历史人文的现代主义必然会面临审美危机。

　　上海。海派。新海派

　　上海实在是中国的一座特殊城市和一座对中国有着特殊贡献的城市。这座曾经产生过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无数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城市，其文化责任与经济贡献一样重要。中国因为有了上海而有了海派的文化、海派的商人、海派的艺术、海派的美食和海派的思潮。海派的建筑艺术在中国是占有重要一席的，遗憾的是除了前文所述的八种风格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今天的海派建筑艺术家们在当代的民族风格问题上做出了多少思考和行动。

　　上海似乎过于注重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忽略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真正应当有的文化地位。中华民族赋予上海的责任不只是国家经济的火车头，还更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探求。在民族复兴的浩荡伟业之中，经济永远只是一种手段，而最本质的彼岸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一个城市的复兴最终所要表现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繁荣，更要有文化艺术的积极传承和不断创造。现代建筑艺术所弥漫的“非历史态度”造就了一种割断历史联系的非情境状态。

　　在今天上海的舞台上，英国的《猫》和美国的《剧院魅影》等以平均300元的票价分别持续了45天53场和120天100场，而国产的戏剧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未曾有过如此长久的生命。许多人本来听不懂西方的音乐剧却趋之若骛，而对本土的民间的戏剧却无动于衷。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发生在今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理性。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在思考其不合理性。

　　在上海每天开闭各几十家的餐馆中，除了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许多菜系和菜式之外，常常可以听到“海派”和“新海派”的字眼。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尝试，但我们实在不希望“新海派”只是局限在烹饪大师们的菜单上的一种“小文化”，毕竟美食文化只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极小的分支。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成片地出现大量亚洲风格的建筑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但是我们却已经无奈地接受了在中国的城市里成堆的欧陆风格建筑的这个现实。当上上下下都特别关注上海的楼价和楼市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上海这座在中国率先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中国房地产和中国经济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很少有人在认真地关心这座城市今后还将义不容辞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再要做出哪些贡献。

　　上海曾经因为有过“海派”的文化而骄傲过，上海还应当为一种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海派”文化的创造而努力。“新海派”包含着华洋融溶和古今交汇的“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的艺术观也最应当萌生于今天中国的上海。

　　原创艺术的不竭宝库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有不少艺术家们和官员们多次去欧美考察之后普遍地感觉到了在当代审美意识上中国与欧美的差异，这种差异所造成的精神疲劳使得人们失却了一个大民族的文化定力，他们过多地看到了本民族艺术观念落后的一面而忽视了本民族原本可以也必需通过创新的传承而重新优于西方的另一面。

　　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性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这句话似乎道出了“新东方主义”的真谛。

　　传统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人们对民族精神和生活习俗的认同。虽然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形态在整体上确实已经落伍，但是其中历经千年而创造与传承的大量弥足珍贵的元素、符号、语汇、思想理念和哲学精神一经被创造性的演绎和运用，都会成为相当珍贵的文化要素。

　　诞生在公元前的《周易》被学界认为是七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居于世界三大经典（《易经》、《圣经》、《吠陀经》）之首。易经对于中国的规划与建筑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强调气、势、理、形等地理特征，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互补”。有专家曾说—人类的居住问题实际上源自于中国的《易经》理论，而中国的风水学问又归宿于人居建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的过程。

　　禅是佛门宗派和东方文化的内核，代表着中国人追求平和与安适的心态和一个大民族的达观。儒家美学是华夏美学的基础和主流，具有深刻的传统渊源和哲学理念。中国人从来强调生命的感觉，主张在艺术审美中去实现人生的本体真实。在“五行”之中，“金”是人类的生活空间，“木”如自然界的植物，“水”为生命的源泉，“火”似太阳赋予的力量，“土”乃一切生灵之根—表明了人与住宅和环境的关系。又如荀子之“天地节奏”描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亦如孔子之文化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艺术讲究“端正周方斯为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章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宗法”，强调“点到为止”、“惜墨如金”、“计白当黑”、“以少胜多”、“起承转合”“神来之笔”等等，反映了中国人充满技巧的审美智慧。

　　古典建筑更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历史情结和原型图式，历经千载锤炼的古典建筑语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建筑的文化格局中的“多源多向”、“广谱多样”和“法无定法”等等思想更远早于西方也高于西方。

　　印度伟大的诗人和哲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可叹的是，我们今天的文明太多地依附于外来的审美信息并牺牲了最为宝贵的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大状而久远的内在价值。

　　世界各国的建筑大师们，如美国的赖特、芬兰的阿尔托、法国的柯布西耶、美国的路易康、日本的丹下健三等都曾经受到过国际和现代思潮象征手法的影响，但他们更善长于诠释乡土文化与社会特色。我们的本土艺术家们容易忽略摆在他们眼前本来最为宽广的出路，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中去创造一种更加富有时代张力和本土生命力的新型和谐艺术。

　　从“经营城市”到“美化城市”

　　这些年来，各界人士津津乐道于“经营城市”四个字。在“经营城市”的猎猎军旗之下，伴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发展，“千城一面”现象日渐明显，中国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城市运动有可能使民族现代建筑风格的整体改观延后许多年。这正是“经营城市论”者最大的破坏性，“权力审美”和“政治美学”严重地伤害着一个民族当代的浪漫主义情怀。

　　每每说到上海市的高楼总数已位居世界第一，有不少会喜形于色。但是，如林的高楼不但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难题—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人口稠密等等，而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将是这些楼宇中几乎有过半在艺术风格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又无法再行拆建。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而事实上却已经被广泛忽视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的“科学发展观”下，也没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个自然资源以外的文化资源问题。难怪有西方人嘲弄我们的无知说：“中国人穷得只知道建高楼了！”

　　以每平方米城市土地的GDP贡献能力而论，上海是北京的两倍，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但是，上海市更应该以她的城市区位和地位，以她文化渊源以及上海人的聪慧，为中国城市的美化而不仅仅是现代化做出些更重要的贡献。

　　政府的责任本不在于“经营城市”而在于通过营造新型的都市来充分地发展社会—“让生活更加美好，让生命更添价值”。城市的首长都应该认真思考和践行一个沉重而深刻的命题—如何将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化，将地域的和广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新的文化艺术系统。

　　用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时代语言去勾画我们城市未来的整体形态，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民族有那么丰厚的传统文明和文化艺术的资源，为什么要把我们身边的美丽任由西方人去描绘？

　　该中国人说话了

　　美国著名建筑大师密斯曾有一句名言是“造，不说”。今天我们却要说“造，还要说”。“间。隔”艺术事件的策展人汪建伟有一句话，说“是中国的艺术家说话的时候了”！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中国这几年内GDP连续超过英国、超过法国，直逼世界第三的德国，我们拥有这样的总体经济实力，为什么要在文化和艺术的创新方面如此缺乏底气和自信？

　　没有经过创新的东方建筑艺术确实在现代审美观念中处于劣势。五月份上海黄浦江上出现的那艘石库门形态的游船和本地媒体对她的追捧说明了这一点。难道我们的创造性就可怜到只能抄袭前辈的作品了吗？

　　我很欣赏斯大林时代在俄罗斯的重要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也就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北京展览馆和上海展览中心的那种风格。细长的金色尖柱和尖顶上的五角星是这种建筑的点睛之笔。在莫斯科市这种建筑物不少，如莫斯科大学主楼、外交部大厦和乌克兰饭店等等。“社会主义的内容加上民族的形式”是其理论基础，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斯大林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经济基础是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强盛，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总是同它的经济有着最密切的因果关系”。

　　“斯大林风格”与其之前在俄罗斯城市中广泛流行的欧陆各时期的风格不一样，在这种新风格中人们可以找到欧陆曾经流行过的巴洛克、洛可可、文艺复兴和新古典等风格的基调，又能感觉到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时代精神；既兼容了当时俄罗斯对古今俄外艺术的挂念又表达了斯大林时代的英雄主义气概。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钟楼、圣彼得堡的彼得女皇教堂和海军部大厦，还有东正教教堂的建筑符号，是“斯大林风格”最早的原始图腾。

　　至今，尽管由于人们对斯大林的某些看法有所改变，“斯大林风格”没有能在更多新的建筑物中继续采用，但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在俄罗斯城市中的艺术魅力却丝毫未减弱。这是一种完全可以与欧洲古典和现代建筑兼容和媲美的艺术风格，这是一种半个世纪前在俄罗斯流行的“新东方主义”。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城市建筑与之相比也是逊色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斯大林风格”差不多的时代，中国首都北京曾经出现过一种风格，这就是在“大跃进”中迅速建成的“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等，这一批建筑好像是“斯大林风格”与中国建筑传统理念的文化结合，是新的东方艺术观的一次很值得纪念的尝试。

　　人们欣喜地发现，今天国际时装界出现了“Chinoiserie”一词，形容那些有中国味道的设计。近几年，上海市的一些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和最高级的宾馆饭店的室内设计正在不约而同地在采用一种兼容了民族传统语言和现代设计意念的室内设计和装修风格。这样的风格，我们在外滩三号、外滩十八号、金茂君悦、波特曼、锦沧文华、威斯汀和虹桥万豪等最时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在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的沉溺和迷茫之后的艺术觉醒和顿悟，一些艺术家们正殊途同归于对传统艺术的创新思考之中。我们期待着民族艺术从传统到“新统”的流变、演变和嬗变，“在今天、在中国”将成为艺术家们共同的理想诉求。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过中国的艺术是否还有超越西方艺术的可能性。只有在面对中外艺术家们在东西方艺术融合方面的探索而产生的新艺术方向—“新东方主义”的作品的时候，我才相当欣慰地发现，原来大可以有一种新的艺术观可以重树东方艺术的地位，并足以与西方艺术抗衡。未来必将复兴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将发生一个从传统到新统的、从输入到输出的历史过程。新兴的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的价值和地位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倍受重视。

　　“新东方主义”作品尊重了传统和本土的艺术但又有所创新，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兴趣，是一种能让国人心灵感动的高级审美享受：“新东方主义”有广博而深沉的东方文明和文化基础，故而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和相当强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新东方主义”作品以“扬弃”的哲学态度尊重了西方的古典和现代艺术：“新东方主义”可以与中国传统、本土的艺术品或者与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并列共存而不显得唐突：“新东方主义”为中外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可以持续创造的无限时空：“新东方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从输入走向输出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曾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其发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超前特征。”一位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建筑艺术的过去孕育着世界建筑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对世界说话的份量越来越重，而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这个当今发展最快的文明古国应该在文化上、艺术上加重对世界说话的份量。那么，集传统意识与现代理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和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

　　当年梁思成到美国拜见建筑大师赖特时，大师问梁先生来的目的，梁先生说“我是来学习建筑理论的”，赖特当即一挥手说“回去吧，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中国需要发展但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文脉和对人类社会所负有的文化责任，中国需要开放但不能任由西方的文化艺术占领这个文明大国的巨大建设空间。

　　詹克斯曾说：“建筑应该感动我们和劝说我们的艺术。”人类因为有感动而活着，而中国城市和市民的感动将源自于一种集西方美学理性和东方文化浪漫的新艺术观的合理兼容，中国需要“新东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