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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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但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却从来没有明确地被提出过，更没有被广泛的传播。住宅设计只是由市场上个别的开发商主持着。他们就像热水里的青蛙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居住环境是多么地糟糕。当然功能分区式的城市设计方法一直是被官方所支持的。区块划分在20世纪初到中叶一直被西方国家所采纳，是因为人们想远离一些肮脏的城市贫民窟。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遗憾的是这种错误方法背后的大量证据事实却没有被引进中国来。中国各地城市设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开发模式基于功能分区规划：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在中国城市，一个单一的功能区在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之间，这种状态对城市造成的主要问题是在不同功能区之间，人们依赖机动车交通，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浪费大量时间，对道路交通设施的需求量大增；功能单一的住宅区成为活动单一的区间。目前的这种城市设计模式不能提供触发产业形成的机缘，没有交叉互动的环境； 商务区缺乏多元性，工作时间过后，商务区就丧失了生气，且可能不安全，也没有生活与商务的交叉环境。

　　居住区开发规模过大

　　中国居住区开发规模常常在300米×200米街区以上，这种模式引发了很多问题，这么大的规模限制了人们走向公共的城市空间。这种居住大区内几乎提供了所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决定了人们在封闭社区以外公共空间（街道、公园）的公共活动大大减少。这就使城市公共区域变得了无生趣。所谓的公共空间常常是形式化的，但真正的公共空间是包容的，而住宅区内的开放空间更缺乏偶发事件，没有惊喜，常常只有儿童与老人们有规律的活动，其它的一般选择待在居室内，避免了偶发事件或偶遇引起的社会交往。由于中国的居住区都是封闭的，因此不能为城市提供交通便利，这种不方便进一步阻止了人们离开小区走进都市生活。从形态上看，大规模的开发往往造成建筑单体形态的重复，常常使设计停留在低成本的保守模式。

　　城市街道密度不够

　　中国政府大约只负责建创相当于国家40％的城市街道。西方通常的街道网距离为100米×100米，但在中国几乎是300米×300米。中国的街道设有自行车道但却提供很少的停车。这种安排在近期尚可，但没有为将来的发展留有改变的余地。在地块内，发展商修建他们自己的道路，这些封闭区域内的道路几乎没有交通流量，但城市道路上却交通拥塞，成为步行者的障碍，对基础设施的利用非常低效。交通专家建议修建较高密度的公共街道以缓解中国正在崛起的车文化。北京已经以其过宽的街道及交通堵塞而更加著名，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中，这种拥塞将成为中国所有城市的日常风景。当然这并非唯一的可能，宽阔的道路可以由较窄但较密的格局来提高其有效性。

　　缺乏公共空间的设计导则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新区，街道的质量及环境不应放给发展商与他们的建筑师，政府必须进行控制。陆家嘴是一个步行者的真空，白天单调乏味，晚上有潜在的安全隐患。城市应能在保证形象的前提下，不失去地面空间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种干净、简洁的好感觉会在走过两个街区后消失。设计导则应为各区域的底层建筑提供活跃的边缘，以保证安全的街道空间及繁华的城市生活。

　　居住区建筑密度过高在热带地区，高密度能使能源利用效率增高，这是成功的模式。但在热带以外的区域，这种模式往往使社会结构不可持续。中国的住宅设计严格遵守日照间距的要求，而高密度（容积率大于1.8）导致高层建筑分布在开阔的不明确的空间中。建筑的高度与地面活动间有一个奇特的关系：建筑越多，底层的活动量越少；同时，越高的楼房，邻里关系越淡漠。

　　缺少公共生活

　　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一个十分个体的文化，家庭是最传统的社会单元，成员间的利益共享，义务共担，家庭以外，社区的理念很淡薄。中国城市中很少有公共空间的概念，一个无归属的空间可能就成为一个无人管理的混乱空间。传统的中国居住模式是大家庭形式，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多元、复杂、有碰撞机会的环境。而目前的中国社会，几代同堂的现象已很少见。新的城市发展是核心家庭居住在孤立的公寓内、封闭的小区中。社会学家注意到许多社会问题是因为人们从公共生活中的撤退而产生的，如郊区现象。中国这种不规范发展的居住区形态正在引起类似的问题。

　　场所感消失

　　城市发展需要占据农田，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摧毁场地上的所有东西。摧毁一切的做法很流行，因为它简单，设计人可以偷懒，而且拆迁还比较容易。规划者没有想到，这种现状条件的复杂度正是规划设计一个新的城市所需要的，多元的形态、文化及社会经济团体，现状的村落可为新城提供多元文化的元素，将村落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是社会、环境与经济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形式。

　　可能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一种开放式的生活方式，而西方人却正在不断地将城市从混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投入到一个真正有秩序的乡村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