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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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对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北京市交通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与之相关的城市规划问题引人注目。

　　北京作为首都，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车辆拥挤、人行困难、道路堵塞、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的“大都市病”比专家们预料的来得更早，矛盾也更为突出。

　　老城上面盖新城引发“大都市病”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古城内人口109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1.7万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城市规划学家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提出将新的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之外建设，避免大规模的改造导致古城区内的人口与建筑密度不断攀高，引发全局性问题。1979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再次提出疏散旧城功能、在旧城外建设新中心的建议：“北京市的规划设想仍然是以大的旧市区为核心，以同心同圆式向外发展，如果不采取真正极为强有力的措施，将来很可能发展连片，要趁还没有形成‘铁饼一块’的时候，赶快采取措施！”

　　可是，在老城上面盖新城的发展模式仍以巨大的惯性推行。人口普查资料表明，1982年老城内人口已达到224万人，1990年降至175万人，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老城内的常住人口降至2000年的139万人。表面上看，“以拆促迁”似乎取得了成效，但取而代之的是老城内的房屋面积由上世纪50年代初的2000万平方米，上升至目前的5000万至6000万平方米，城市主要功能的30％至50％被塞入老城之中，使之担负着全市1／3的交通流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良性运行的“死结”。

　　“要解开这个结，只能走疏解之道。”毛其智对记者说：“我们已不能再往城市中心装新的东西了，北京古城之内的建设量必须严格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多留下一些建筑密度不高的胡同、四合院已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了。”

　　总体规划修编难阻大规模拆迁

　　今年3月9日，酝酿已久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启动。旨在建设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将新旧北京城分开发展、促进城乡与区域统筹的这项工程可望使城市发展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北京市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表示，由于近几年来首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申奥成功后，原有的总体规划与“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总体规划所确定的部分目标已提前实现，满足新的城市功能所需要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近饱和；二是城市中心区功能过于集中，交通、环境等大城市问题越来越突出；三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区与郊区、平原与山区、北城与南城差距明显。为此，迫切需要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

　　作为这次修编的基础性工作，去年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已得到国务院的批复和中央领导的肯定。《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即完善“两轴”，包括继承和发展北京城市中轴线，完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设，保障首都职能和文化职能的发挥；强化“东部发展带”，制定顺义、通州、亦庄等重点新城规划，疏导首都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向；整合“西部生态带”，确定昌平、沙河、长辛店、良乡、黄村等新城的定位与发展策略，创建宜居城市的生态屏障；最终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还提出6条措施：一是整体保护北京旧城区，提高文化品质；二是整治、完善“市区建成区”；三是疏解中心大团，重构城市空间新格局；四是村镇适当合并，功能分级提升，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五是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六是加强区域生态的保护与建设。

　　毛其智认为，将新的建设转移到“东部发展带”的战略构想，已为城市的新发展创造良机，并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赢得巨大空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空间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整体保护北京旧城区的原则，北京市已完全有条件把旧城保护的力度扩大到30片保护区以外的地区，停止大规模改造，将旧城内尚未被拆除的胡同、四合院抢救下来，制定积极政策进行保护和修缮。

　　可是，在总体规划修编的同时，危改步伐又被再次加快了。北京市政府在今年列出的56件实事中包括“进一步加大非文保区危旧房改造力度，全市动迁居民2万户，拆迁危房25万平方米”。在总体规划修编动员的新闻发布会上，已有记者对此提问：已被列入计划的危改工程是否将再次提高旧城内的建筑密度并使城市功能再度集中？这是否与总体规划修编的原则发生冲突？

　　是“同存共荣”还是“你死我活”

　　推土机停不下来与市区两级政府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有关。经济指标是考核干部的一把尺子，所有的城区都急于为自身经济发展寻找空间，老城区内的4个区级政府只好向老城要地皮了。

　　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各城区各自为政，都在大建自己的商业中心与商务中心，房地产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增大了投资风险。有的城区甚至出现了危改建成的商业设施长期闲置的状况。

　　近年来，由于各城区均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危改指标，并且当年就要兑现，这使得工作方式难免粗糙。“看来，调整干部路线是让推土机停下来的关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对老城区政府干部的考核办法，不应简单地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应更多地看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

　　对以危改促开发的思路，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张钦楠评论道：“这种危改方式是把好房子、坏房子一块拆掉，存在极大浪费，再加上整个社会在文化与环境等方面付出的巨大成本，其经济增长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个负数。”

　　“新旧城市的发展为什么要你死我活的呢？”吴良镛仍在坚持，“在总体规划修编尚未完成、与之配套的政策尚未制定之前，旧城区内的拆迁活动必须停止。”

　　他对老城区内的4个区级政府纷纷向土地要GDP的做法表示忧虑：“能不能把这4个区级政府合并为一个，单列指标进行考核呢？能不能将它的主要职能就明确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呢？北京旧城在整个市区范围内是很小的一块，这是完全有条件做到的。”

　　曾多次参加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城市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对记者说：“世界各大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很难在一个地方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也很难想像既要在北京老城区里保护好历史文化，同时又要安排这么多的建设量。新的建设应该选择在别的地方进行。我们如果认为把老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好是重要的，那么就在老城区里做好这项工作吧，一切都应该围绕着它来进行，这包括交通与消防，欧洲许多城市的道路跟北京的胡同一样窄，但他们设计了很小的车来适应这种情况，而不是因为车开不进去就把路拆了。”

　　“10多年前刚开始进行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时，区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认为这是难啃的骨头，肯定赔钱。可没想到，搞到最后，还赚了钱，劲头一下子足了起来。说到底，拆房子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刘小石向记者回忆道，“有一次，一个开发商向我抱怨项目做赔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赔本了，而是赚少了！”

　　刘小石发出疑问：“危改本来应该关注居民的利益，可是开发商关心的只是地皮和利润，我们怎能把改善人民生活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任交给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