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冲突不断的理想情结

申请免费试用、咨询电话：400-8352-114

编者按：2002年秋天，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举办年会，会议主题为《现代建筑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据悉，与会者就这一颇具多重含义的题目展开议论，见仁见智。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焕加先生未及与会，也无论文，但对此议题一直很是关注。日前，应本报约请，撰写此文。吴先生在致本报编辑的信中表示，他的一些看法、观点，似属于另类，如有争论，甚为欢迎。本报赞同这种态度。欢迎各种意见论争，以期求得中国建筑文化理论的繁荣。

　　超长寿的传统建筑

　　今日之事与昨日有关，中国建筑“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问题，与中国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有关，许多问题由此而生。

　　关于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林徽因先生有扼要而精辟的概括，她写道：

　　“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虽然在思想及生活上，中国曾多次受外来异族的影响，发生多少变异，而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绪论）

　　林徽因先生在这里指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几个显著特点是：一、特殊，二、超长寿，三、体面讲究，四、始终没有失掉它原始面目。其中第一与第三两项（“极特殊、极体面”）是传统建筑的骄傲。第二与第四项（“极长寿”始终保持原始面目）在建筑史学研究上很有意义，但是从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实际使用的角度看，这两个特点又有其负面效应。

　　从远古到清代，我们固有的建筑体系数千年一贯制，有小的变化，没有大的起伏，一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把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历史都包括在里面，长寿性举世无双。

　　数千年中，我们的建筑可以说全是本土的，既无“现代化”，也无“国际化”，清静得很。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设想：一，如果从清末至今，中国社会没有变化，则传统建筑可以长寿至今；二，如果中国至今仍闭关锁国，把外国建筑成功地拒于国门之外，就既无“国际化”问题，也无“本土化”问题；三，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最先发生产业革命，中国建筑业率先走上近代化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有内发自生型的现代建筑，则建筑“国际化”主要就是别人的课题了。

　　然而，实际历史与这些假设正好相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建筑，其命运同该国、该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中国建筑在唐宋时期居于世界前列，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国家积贫积弱，建筑业也停滞了，渐渐落后于他国。至清末，中国遇到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大变动，建筑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从所未有的改变。

　　与外入既有关联又独特的近、现代建筑

　　中国的近、现代建筑不是“内发自生型”，而是“外发次生型”。

　　清朝晚期，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伸向中国，欧美的近代建筑首先在我国沿海的几个城市登陆。从此中国土地上除了固有的传统建筑，又有了外来建筑，它们被称作“洋房”。

　　外国建筑传入中国，正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为手段，企图将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的时期，洋建筑登陆与列强入侵直接关联。中国人把那个时期出现在中国的洋建筑，视为西方侵略行径的组成部分是有理由的。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只要中国原有建筑体系没有在近代自主地提升，即使没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外国的近代和现代建筑也会传入中国。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筑进程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建筑技术及建筑的其他物质层面，一般说来，总是由先发达地区向后发达地区传播和扩散，而建筑技术及其他物质层面，正是一种建筑体系所由形成的基础。中国社会变化虽然迟缓，但进入20世纪后，还是出现了与封建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了许多新的建筑课题。始终保持原始面目的传统建筑体系不能满足新的建筑需求，外国建筑体系来到中国。

　　充满中国贵族味的洋建筑

　　火车、电报到中国之初，有士大夫“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外国建筑开始登陆中国沿海城市之时，肯定也有人不高兴，但很快就被认可了，还受到欢迎。

　　1890年张之洞创建汉阳钢铁厂，1893年建成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其中有中国最早的钢结构厂房，它们由张之洞聘请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施工、安装工作。

　　1906 年，清政府设陆军部，把现在北京张自忠路的一座王府拆掉，造两层洋式楼房。这座楼房的设计与施工都是中国人完成的。“委员沈琪绘具房图，拟定详细做法，督同监工各员监视全署一切工程，……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全工一律完竣。”一说沈琪可能是当初福州船政学堂派往法国的留学生之一。（建筑史学者赖德霖还在深入考证沈琪其人其事。）

　　张之洞造钢铁厂，清政府建陆军部，为什么不将任务托付给样式雷后人或鲁班馆师傅？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清末最高统治者慈禧在接受和使用洋建筑方面也算一个带头者。1908年，北京西直门外为慈禧建造的行宫畅观楼落成，该老太婆到这个欧洲巴洛克式的两层楼去了一次，很是喜欢，表示还要再去，不料很快死了。清末重臣李鸿章晚年在上海建“丁香花园”，他专门聘美国建筑师（名艾赛亚。罗杰斯），按当时美国流行样式建成那座花园别墅。清末民初著名国学大师、保皇派首领康有为晚年在青岛买下一座原德国官员的官邸，康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自己住进洋房的满意和快慰心情。畅观楼，丁香花园，康有为故居这三座洋楼，今天都健在。

　　慈禧、李鸿章和康有为三人，自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忠诚和执着，不容置疑。三位都在顶级的中国传统建筑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受传统建筑文化的长期薰陶，对祖传的宫殿、四合院，胡同等太熟悉了。然而，他们遇着外国建筑却无格格不入之感，对于外国建筑师打造的洋房，不但不拒斥，反而违反祖制，不顾夷夏之别，竟然主动地、愉快地，比大多数中国人都早地住进了洋房。

　　到民国时期 ，中国城市里的洋建筑愈来愈多。除了真洋人外，住在里面的不是中国的高官显贵，便是富商巨贾，不是前朝遗老遗少，也是社会文化精英。总之，都是“高等”华人，普通人和贫苦大众只能望洋房兴叹。

　　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步步转变，洋式建筑逐渐增多、逐渐普遍，只是大家不再强调它们的洋来源，改称新式房屋和新式建筑罢了。

　　建筑的“器物性”、功能性决定了人的情感

　　人们说传统建筑和建筑传统是民族情感之所系，是民族性的表现，是民族的符号。这是对的。但有人认为它们不应改变，也不会改变。持这种意见的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减少和建筑传统的削弱有失落感。他们无意中把建筑看成固定的、不能变化的东西，也忽略了人民群众对建筑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文化热”，（相对于上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次的主流实系“传统文化热”）。建筑师中相应地也兴起“建筑文化热”，（主要是“传统建筑文化热”）一时间，什么事情都归结为文化，说不清的问题都归因于文化。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大众人心不古，在建筑方面弃旧趋新，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不知尊重文化，不知建筑乃是文化的缘故。呜呼！“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建筑属于文化，当然正确。不过文化有多个层面，并非铁板一块。文化由外向内可分为几个，文化学者们都指出文化的外层（器物文化层面）比较松动，容易改变，越往里越稳固，观念的东西最难改变。这是因为物质或器物文化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关，在与别种文化交流时容易接受影响，发生变化。

　　建筑处于那个层面呢？建筑是个大系统，种类很多，差别很大，情形复杂。建筑物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关系，但视建筑物的类型、条件程度各各不一。例如，生产性厂房常是单纯的器物性建筑，宗教建筑、纪念建筑则带有强烈的精神、观念文化的品格。

　　不论怎样，建造房屋的根本和初始目的是容纳人及人的活动，意在使用，重在使用，因而，从根本上说，建筑首先和主要是一种人工制作的物质性的器物。这是大多数建筑物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性征。建筑的其他性征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绝大多数建筑物属于器物文化，是一种外围文化，位于文化的外层。

　　请看普通百姓购房，他首先看面积，售价，朝向，格局，几个厕所，会不会漏水，等等，外观样式、风格，和谐，对比等等不是不要紧，但排在后面，先物质，后精神，我本人就是这样。

　　有些中外人士似乎认为，北京老百姓如果离开老四合院便会失魂落魄。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但不是多数。我反而发现失落感最甚的人，其实自已并不住在普通的老旧四合院中。如果这些先生不仅研究前朝的王府、今日的四合豪院，暂时把关于中国人的神秘幻念放到一边，屈尊下到许多户人家以至十几户人家杂居的拥塞的四合杂院里去看看，问一问那里的住户：你们的厨房在哪儿？你们的厕所在哪儿？你们在哪儿洗澡？……等等。了解一点居民的生活实况之后，这些女士先生们关于老四合院的意见与主张或许会稍有改变。

　　器物性、功能性是建筑的根本性征，是基础的东西。艺术性啊，象征性啊，集体记忆啊，诗意与哲理啊，深层潜意识与无意识啊，等等，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当年李鸿章、康有为先是在上海、广州等处见识过洋建筑，后来又到国外住过洋房，经过比较，知道当时的洋房已比祖国老屋来得卫生、方便、舒适，所以两位大人在晚年不约而同地到上海、青岛择洋房而居。他们显然认为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比遵守祖制和延续传统更为重要。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搬入楼房新居更不是灾难而是喜庆。在住的问题上，普通人的态度与李鸿章、康有为们相当一致。根本原因在于建筑的器物性。

　　多元建筑文化

　　过去几千年，中国大地上的建筑虽有差别，但大同小异，旧时的建筑文化基本是一元的。只是到了近代，情形才生变化。19世纪末期，中国建筑业因“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出现变局。吕彦直、梁思成、杨廷宝等前贤当年出国研习建筑，为啥？为的是把外国建筑真经取回中土，走变的路线，促进中国建筑业的发展。

　　过去一百年，是中国大量吸纳外国建筑文化的一百年。与20世纪以前相比，中国建筑从材料，技术，研究，设计，到建筑教育、体制，出现了全面、剧烈的转轨与转制。回头看，一百年中中国建筑业蝉蜕龙变，蔚为大观，令人惊叹。

　　新型建筑不断增多，传统建筑的数量和比重不断缩减。但是不等于全部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失。除优秀的建筑遗产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外，新造的建筑物之中，宗教性建筑、风景名胜区和园林中的亭台楼榭、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等方面，群众希望看到传统的建筑艺术形象，所以都是传统建筑显身手的领域。此外，传统建筑中的许多元件或元素，已经并将继续融入中国新的建筑中去。

　　今天中国大地上存有少量宋、元和更早的建筑，较多的明、清建筑；有近百年来出现的各种样式的建筑物：其中有外国人在中国造的新、老洋房；有中国人自己造的近乎西洋老式的，近乎西方近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及最最新式的建筑物；又有仿中国古典建筑的，仿各地民间建筑的，仿少数民族建筑的，等等。过去中国的建筑单源又一元，如今多源又多元，五花八门，三六九等，品类繁多，热闹非常。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产物。

　　多元文化的社会便有多元的建筑文化，今日中国建筑的状况是今日中国社会文化的反映和产物。这是时代特色。

　　本土化情结的遭遇战

　　今天，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论地球上哪个角落出现什么新建筑，有什么新动向，有关信息即刻传来。世界各地业界人士频繁交流，中外建筑师和建筑学生东跑西颠，你来我往……建筑已成世界性的事业了，想不国际化都不可能！

　　中国不是外国，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笼统地说，外国建筑来到中国应该使之中国化，即本土化。然而建筑物种类极多，情况各异，一个建筑物是否需要本土化，化要化到何等程度，还得视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区别对待。

　　先说建筑本土化的两种含义。

　　第一种指功能与材料等物质方面的本土化。举例说来，现今各地建造的高层住宅楼，如果设计得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适合现今中国居民的经济条件和居住需求，采用当时当地适宜的材料、技术，设备等等，那么，可以说这种居住建筑型式虽源自外国，但已本土化了。再如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建筑师建造的许多机关、学校、医院、礼堂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也是外来建筑本土化的明显例子。就这第一种含义来看，从早期到现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的大量新建筑其实都已不同程度地本土化了。

　　第二种指建筑物形象和样式方面的本土化。对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如政府机关，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造在国外博览会中的中国展馆，即那些具有纪念性，标志性，带政治意义的，需要突出国家和民族识别性的头面建筑，加以特别的处置，使它们的形象带有中国人习见的特征，减少其洋相。这第二种本土化很受人注目，常常成为建筑界和公众争论的焦点。在这种争论中，有人顾左右而言他，大谈技术问题或经济得失，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关心的重点其实在于那些建筑的形象。

　　国际化具普遍性，本土化不是绝对的。

　　建筑国际化削弱和减少建筑的地域特征性和民族特征，但是如前所述，没有也不可能使之完全消失，因为一直存在着有相反要求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力量，这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本土化情结，它要求中国的新建筑有别于他国，具有本土识别性。

　　国际化与本土化都是现实的社会需求。就两者的关系看，国际化是第一位的，具普遍性。本土化是国际化条件下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具有相对性。同历史上鲜明突出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相比，趋势是越来越弱化。

　　为着使新建筑的形象本土化，过去的做法多是在新建筑内外，加进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某些元件或形式要素。上世纪几座著名建筑物：南京中山陵（吕彦直， 1929），北京民族文化宫（张镈，1959），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莫伯治，1962），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戴念慈，1986），都走这条路线，它们都是既现代化又本土化的成功作品。但是从这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成份的比重在逐步减少，形象趋于简化，形似减弱，神似还在。可见形象本土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做法与形象必然与时俱变。

　　需要刻意追求形象本土化的建筑物不多 .

　　为什么？道理挺简单，因为造房子的事，需求、条件千差万别，必须区别对待。再说，造房之事多而分散，大部分是群众的自主行为，谁能颁布划一的死规定呢！计划经济办不到，市场经济更别提了。总之，本土化问题不应笼统谈论，不可以偏代全，不应泛化。

　　况且，时至今日，许多外国建筑形象，或准外国建筑形象，已经被相当多的（不是全体）中国人接受了。因为外来建筑与本土建筑本来不是矛盾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地的老的洋建筑，如今不是受到人们的高度珍视吗。全国各地住宅小区中，大批带有“包豪斯”简洁风格的房屋也被人们接受了。“欧陆风情”屡遭专家的白眼，但还是陆续出现。为啥？因为有市场。有市场表明有人喜欢，有什么办法！

　　现在似乎没有人还想着把西服、汽车、电脑、洗衣机的形象加以本土化了。同理，对一般住宅楼，航站楼，核电站，肿瘤医院，超市…等建筑形象，也不必费心加以本土化。许多源自异域的建筑物的形象，包括不少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的建筑物，几十年来，能够并且已经为广大人民习见，接受，认同。见洋不洋，不管您赞成还是反对，它们已经内化到大众日常生活和审美习惯中了。

　　毫无疑义，建筑形象本土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建筑形象的本土化，到现在为止，常常采用的方法是将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古老建筑的元件和元素，加到用现代建筑材料、技术建造的满足新的功能需要的现代建筑中去。将中国——古代和外国——现代两类虽不对立却相去甚远的两种建筑体系的元素，结合在一幢建筑物上并非易事，做到两者完美融合更加困难。这是艺术创造性的工作，需要摸索和多方尝试，需要经验积累。

　　所以本土化不是靠少数专家策划而能计日奏功的一项工程，更不是行政长官恁其意志就能操办的事。那一年，有个北京市长叫唤“维护古都风貌”，他颐指气使，对建筑师指指点点，可是几年过去，不见成效，古貌不增反减，他又急忙下令：“夺回古都风貌”！试问，“维护古城风貌”，范围要多大？“古风”要“古”到历史上哪个时代？怎么才算维护？再说“夺回”，从谁的手里“夺回”？怎么夺法？夺到什么程度算是获胜？单个建筑的“古风” 就不容易，遑论一个大都市！这样复杂困难的事，该人以为靠自己的意志和手中的行政权力就能完成，真乃简单粗暴之典型，而且荒唐至极。

　　没有哪个人能够规定建筑形象本土化的进程，没有哪个人能判定本土化己否完成。本土化没有一定的模式，是一个无数人参与的经验性的累积的实践过程，因而本土化是一个很长的、要经过数代人努力的、几乎没完没了的历史过程。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是鲁迅关于中国新文化说的两句话，见于他的文章《文化偏至论》。话虽少，却表明他是从中国与世界，今天与历史联系的角度看待文化问题，并指明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虽然建筑有特殊性，虽然并非所有建筑物的形象都需本土化，然而鲁迅的这两句话，却可以悬为中国建筑的目标境界，和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