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城市记忆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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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与城市

　　文脉（Context）一词，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其上延下伸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从狭义上解释即“一种文化的脉络”，美国人类学艾尔弗内德。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柯亨指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到或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

　　城市是历史形成的，从认识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是社会文化的荟萃，建筑精华的钟集，科学技术的结晶。英国著名“史前”学者戈登。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莫不以城市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而与文字、（金属）工具并列。对于城市建筑的探究，无疑需要以文化的脉络为背景。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形成这个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式样，也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城市形象。

　　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城市的形象可能带来走向趋同的一面，文脉又让我们不时从民族、地域中寻找文化的亮点，如果我们对城市历史建筑仅仅处于维持状态，它仍像一个僵化的躯壳，它的光辉只会逐渐地减损、消失，这种保护也只是维持一种自然的衰败，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积极变换角度的思维过程——在历史环境中注入新的生命，赋予建筑以新的内涵，使新老建筑协调共生，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

　　文脉与后现代建筑

　　对文脉问题的认识，早已有之，并可以追溯到前工业时代甚至古希腊时期。文脉思想真正被正式提出，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是随着后现代建筑的出现而出现的。

　　后现代建筑注意到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过分强调对象本身，而不注意对象彼此之间的关联和脉络，缺乏对城市文脉的理解。建筑上表现为：国际式风格千篇一律的方盒子超然于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只具有技术语义和少量的功能语义，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导致了环境的冷漠和乏味，致使工业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为此，后现代建筑试图恢复原有城市的秩序和精神，重建失去的城市结构和文化，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探索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新的语言模式和新的发展方向。他们主张：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即文脉）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从中激活创作灵感，将历史的片段、传统的语汇运用于建筑创作中，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带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经过撷取、改造、移植等创作手段来实现新的创作过程，使建筑的传统和文化与当代社会有机结合，并为当代人所接受。

　　在此提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想从建筑语言的角度把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认知引入对城市记忆延续的思考中，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背后由时代性和地域性所确定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结合我们身边以有的成功实例，使它有效地参与当代城市建设的重构中。

　　文脉的继承与创新

　　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设计关注的焦点。其实，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一矛盾就是语言的稳定性和变易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设计者在形式设计上的得失成败取决于所掌握“词汇”的丰富程度和运用“语法”的熟练程度。设计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他人真正理解，就必须选择恰当的“词”并遵守一定的“语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者只能墨守成规，毫无个人的建树。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个别新的符号，或者有意识的改变符号间的一些常规组合关系，创造出新颖动人的作品，这也就是设计上的创新。

　　城市要发展，就会有新的建筑产生。然而在“词汇”和“语法”趋于统一的态势中，文脉可以让我们不时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亮点。一个民族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就像口语中的方言一样，设计者巧妙地注入这种“乡音”可以加强环境的历史连续感和乡土气息，增强环境语言的感染力。上海的金茂大厦就是从传统中提取满足现代生活的空间结构。金茂大厦塔楼平面双轴对称，提炼“塔”的形意，外形柔和的阶梯韵律，勾出了刚劲有力的轮廓线。其应用高技术手段来表现的中国古塔的韵律是那么的惟妙惟肖避开了从形式、空间层面上的具象承传，而从更深层的文化美学上去寻找交融点，用技术与手法来表现地域文化的精髓。从建筑布局和细部处理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建筑形态语言运用与变异，在现代物质技术条件下拥有了新的活力。在此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对传统文脉的发展。

　　移植新建筑的产生难道就必须付出旧建筑消亡的代价吗？其实，“立新”不必“破旧”，关键在于如何将简约而又复杂的语义，以传统而又时尚的语构，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出个性化、人文化的全新设计符号。 “新天地”项目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黄陂路、中共一大会址的周边地区。“会址”对面的南地块，设计为不高的现代建筑，其间点缀一些保留的传统建筑，与“会址”相协调。而“会址”所在的北地块，则大片地保留了里弄的格局，精心保留和修复了石库门建筑外观立面、细部和里弄空间的尺度，对建筑内部则作了较大的改造，以适应办公、商业、居住、餐饮和娱乐等现代生活形态。设计师在此只不过象医生一般将新“的器官”移植给“垂死的躯体”使其获得新生。其实，在上海这个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大都市里，传统的里弄生活形态从来没有死过，“新天地”给予它的只是合理的变化和延续，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索与启示。

　　改造在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难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兴趣情况下，将一些常见的符号变形、分裂，或者把代码编制顺序加以改变，就可以起到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加强环境语言的信息传递的作用。符号像文字语言一样，既根于往昔的经验，又与飞速发展着的社会相联系，新的功能、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召唤着新的思想。怎样使环境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粤中造船厂旧址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在旧造船厂到公园的质变过程里，设计师首先保留了如：多个不同时代的船坞、厂房、水塔、龙门吊、铁轨、烟囱等历史的与时间的积淀，然后进行修饰和改造，包括增或减的设计，最后以创造新的语言和形式，更艺术地显现作为城市记忆的旧船厂近半个世纪的经历，更充分的满足了作为公园的新的功能要求。或许当你游弋于中山岐江公园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设计师对公园的规划的处心积虑，或许更多的是那段可歌可泣的城市精神的再生。粤中造船厂热火朝天为革命的场景精神在重现，城市记忆在发展中延续。

　　对于文脉的思考

　　城市记忆的延续，对于设计师来说是建筑创作中富有挑战意义的命题。这项工作不仅仅意味这要探究历史而且意味着在历史环境中注入新的生命。形式的模仿是以新的形式的自我消失来获得协调，但新形式的自我消失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建筑的价值在于它距当今时代的时间。形式的模仿只能含糊或抹杀时间，没有时间差也就无所谓价值得体现。环视一下我们周围的现状，不乏“地道式模仿”、“改良式模仿”以及“符号的演义”等众多作品，这些作品中，新的设计丧失了自身的形式特点，协调被看成创造的目的，而模仿几乎成为获取协调的必由之路。面对现实深感我们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更新和在传统环境中添加新建筑设计中应该加强三方面的探讨。

　　首先是对符号的意义和功能的思考。一般来说，在文化活动中人们所受到的限制是符号方面的限制，不是人们驾驭符号，而是符号驾驭人。而所谓精通文化，在符号层面上起码应该做到娴熟地操作构成该文化符号系统而不是符号本身，并把新的经验和见识编织到符号中去。其实符号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而有关文化的继承和革新的奥秘就在这变异之中。

　　其次是对现代建筑语言的深刻认识，现代建筑语言是基于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建筑材料及手段为基础的空间语言。它的形式语言不是符号，而是建构建筑形体和空间的手段。成熟的设计行为必定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支持，就新老建筑协调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剖析历史，知识是对已定论的建筑事实的认知包括历史文化，因此涉及历史建筑的创作必须是再认识历史的过程，重新寻求空间、环境、技术概念等不和协因素间可对话的媒介，以本质新与旧的统一作为出发点开拓共生的理念，共生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真实地保留旧建筑，同时利用新设计中的现代材料及手段的对比，更大限度地用时间差来表现老建筑悠久的历史，城市的文化。

　　记忆的延续不是依靠某一人或一部分人的努力就得以延续的，还需要靠全民的共同创造，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再是建筑或城市本身，而是超越建筑物质本身的需要，创造能产生共鸣的精神世界——文化，这或许建筑设计的最终目的。

　　结 语

　　现代化是否一定以切断历史为代价？彻底地破旧立新是否就是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新的城市建设是否一定不能容忍旧建筑的存在？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是否真的不在需要看到历史的遗存？人的生命需要相同的血脉得以延续，城市的延续也需要其独有的“血脉”使其永生。我们的城市在进步的同时已经丢失了太多的东西，我们不能留给后人一个被切断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思考，在历史文脉中注入新的生命，赋予城市以新的内涵，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1 .詹和平，《后现代主义设计》，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8

　　2 .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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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莫天伟 、 陆地，《再生上海里弄形态，开发性保护“新天地”》，《时代建筑》，2000.8

　　5 .丁沃沃，《新老建筑的协调与共生》，《时代建筑》，2000.8

　　6 .章迎庆，《当代上海建筑形态变迁——从西方极少主义建筑思潮看》，《建筑学报》，2002.8

　　7 .俞孔坚、庞伟，《理解设计：中山岐江公园工业旧址再利用》，《建筑学报》，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