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贵高速”一公里工程造价3亿元

湖南娄底市中院3日宣判，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彭曙、胡浩龙犯受贿罪、贪污罪等，数罪并罚，判处彭曙、胡浩龙死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0年，被告人彭曙、胡浩龙分别受贿达1.88亿元和1.7亿元，两人共同收受同一公司的贿款高达1.03亿元。

湖南高速公路系统受贿上亿元腐败案的判决，揭开了高速公路巨额账本背后腐败成本的“冰山一角”。一边是公众对高速公路收费有着切肤之痛地喊“贵”，一边是交通部门和企业频频晒“巨亏”账单，将收费到期的高速公路“变着法”地延期收费。

各地高速账单中不断攀升的修建和运营成本中，有多少是“腐败”成本？

“高速路”成为“腐败路”已非新闻。从工程投资招标、施工，到高速公路边坡维护、隧道照明等“边角料”，高速公路上的腐败无孔不入。

据记者梳理纪检机关公开披露的信息，近20年来，全国已有30多位副厅级以上的交通厅官员因腐败落马。部分地方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其中，河南先后4任交通厅长落马，云南、贵州也分别有3名交通厅长或副厅长被查。2014年，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程孟仁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前，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受贿4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据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省交通厅的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副厅长邹和平、副厅长李晓希和16名处级干部。

2014年6月，云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杨光成因高速公路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

广东江肇高速公路窝案串案更令人瞠目。据佛山市检察院发布的年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报告，2010年至2012年，在江肇高速公路高明段系列案件中，查办职务犯罪案件25宗，共计30人，而这一段路总共才24公里，平均每公里路“倒下”超过1名干部。

记者调查了解到，腐败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高速公路的修建成本。深圳一位从事高速公路标示标牌材料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标的额的20%都用在了招投标各个环节的‘打点’上了，企业付出的这些费用不可能白给，最终都计入了建造成本。”

从纪检机关调查的案件中可以发现，高速公路中涉及的非法资金主要是感谢费、陪标补偿费和掮客回扣。

公开的案件资料显示，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直接插手高速公路招投标，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如帮助某公司得到了河南许昌至漯河高速公路第二标段工程，受贿35万元。在检方的20多项指控中，有不少指控与招投标有关。

审计部门2013年曾对安毛高速等5条高速公路进行审计发现，不足500公里的高速公路出现多计工程款、使用假发票等问题资金90亿元。

广东一位公路系统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各个环节存在问题，直接导致高速公路质量问题，这也是高速公路修复频繁的主要原因。“不停要修，自然也就推高了养护成本。”例如投资110亿元的山西岢临高速，还未通车就已出现桥梁隧道裂缝，路面沉降塌陷。

据交通部晒出的账本，每10元通行费收入中，就有2.61元用于养护、运营管理和其他支出。

另一方面，尽管高速企业一再辟谣收费员没有收入过万，不过三四千元，但记者调查了解到，高速企业高管高薪和高速系统编制内人员高福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4年底，在收费到期高速公路“变着法”延期收费遭遇“口诛笔伐”之际，交通运输部晒出了全国高速公路的总账本：2013年，全年通行费收入3316亿元，亏损618亿元。各地晒出的账本也都无一例外地“巨亏”。

对于各地晒出的通行费账本中的收入，公众的直觉是“偏小”。作为高速公路大省，广东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6000公里，然而2014年财政预算显示，2013年全省包括高速公路通行费在内的车辆通行车费收入仅72.5亿元。

财政专家为记者解释了其中的“秘密”：政府统计口径中的“通行费收入”是进入财政大盘子的那部分，不等于高速公路的全部通行收费。

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收费公路分为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两类。广州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傅晓初解释称，财政预算中的通行费收入仅是收到财政的那部分通行费收入，不包括非国有经营主体从中分到的收入。

记者从广深高速了解的情况得到了印证。据拥有48%股权的港资企业年报显示，2013年通行费收入31.69亿元，其中15亿余元归属于该公司，而这部分是不计入财政统计的。

与“巨亏”相比，高速企业“巨利”更为公众关注。在国内A股上市的19家高速公路企业年报显示，去年整体营业毛利率超过50%，营业净利率30%左右，如此利润率甚至已远超银行、地产行业。

一边是数以千亿的收费和高额利润，一边是数百亿元的巨亏，北京圣大律师事务所主任赵瑛峰说，抛却腐败因素，建造成本上升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此高的养护和运营管理成本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对于账本上出现上百亿元的“其他费用”，他认为，“这可能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晒账本还需要列明更细致的支出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