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迁址与民企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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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可以通过有限合作降低竞争成本，提升效益，却偏偏要用高成本的敌意对抗，而让整个行业陷入发展的困局。

日前，有媒体披露称，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三一重工前不久决定将总部迁离长沙，是因为遭遇同在湖南的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的打压，甚至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本人的家人也屡遭“戕害”。最终，三一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走。

在此报道问世前，三一方面已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出类似讯息，将自己搬迁总部的行为归咎于同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而今，三一重工更摆出鱼死网破的姿态，向媒体爆料大量耸动细节，“反击中联重科一直以来的欺负”，甚至不惜直指中联重科与湖南当地部分公务部门共同打压三一。如此局面之下，且不论爆料内容之真假，仅凭两家同处一省、国内顶尖的机械龙头企业，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同室操戈”至如此境地，就足以令人唏嘘，更应引发人们对中国民企商业文化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确实在规模与效益上都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发展成就。但近年来众多的商业竞争案例，却令人遗憾地表明，体量上成长起来的民企对于商业竞争的认识，却仍停留在“赢者通吃”“你死我活”的阶段。于是，人们时常能见到，两家食品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会纵容销售人员相互殴斗，两家制造业企业为了争夺国外订单，不惜血本大打价格战，而将整个市场价格拉低到国内同行都难以承受的水平，至于散播攻击对手的“假新闻”，甚至借助地方保护主义以公权力打压竞争对手之类的事情，也是屡有发生。

这种“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是令同一行业的民营企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彼此提防，却难以对行业发展的未来进行前瞻性思考，也令中国不少行业的整体声誉在国内民众乃至国际市场上严重受损，却令外国竞争对手“渔翁得利”。此时，中国民营企业往往就会陷入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之中，明明可以通过有限合作降低竞争成本，提升效益，却偏偏要用高成本的敌意对抗，而让整个行业陷入发展的困局。

与之相比，不少国外企业，却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以及相对开放的商业态度，依靠重复博弈，使双方的竞争态势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而双双实现效益和市场控制力的最大化。尽管这种均衡状态有可能会造成寡头垄断结果。最典型的例子，则莫过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间的竞争。

然而在国内，由于商业文化的制约，这种重复博弈继续变成了无效的循环，企业之间几乎不关注重复博弈带来的竞争效益上的变化，而始终保持着“你死我活”的商业态度，最终导致了“同根相煎”的多输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一将总部搬出湖南，可视为其破解“囚徒困境”的一种努力。然而，要彻底终结这种囚徒困境，则应通过更优的制度设计，促进商业文化上的进步。

具体做法有以下三点：其一，应充分加强行业协会在行业竞争秩序规范中发挥的作用，培育出现代的商会文化，以加强行业企业间的自主沟通和协调。

其二，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规，以此提高恶性竞争的风险成本，并为企业合理维权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途径，而非透过媒体以“悲情喊话”博取公众同情和上级部门的关注。

其三，部分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投资环境的改善，避免因地方保护主义或其他因素使用行政力量介入商业行为。在三一和中联重科的纷争中，明明是两家企业的纠纷，当地纪委等部门却多次卷入其间，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局面，自然会严重影响外界对当地商业环境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