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能否催生“中国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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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是谁？创客在哪里？创客在干什么？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明白创客之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意义。

  “创客”的“前身”是西方的“车库文化”。在美国等创新氛围浓厚的国家，人们将车库、地下室打造成实践创新的场所。而从车库中，一批批科技企业相继走出。

  中国创客的兴起，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创新土壤和生态。根植于家庭的“车库”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创新生态的“根部”。人们期待，创客迎着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风口催生“中国车库”，让动身实现创意成为一种全民族的习惯和追求。

  创客创业需要多大成本？

  制造一件工业品到底需要多大空间？挤在深圳市南山区几栋老居民楼中间的旧仓库里，创客蒋程宇和他的伙伴刘彦君，已“制造”出10台当下最新科技的标志性产品——3D打印机。

  见到记者时，蒋程宇正在与客户电话沟通产品细节，仅有的两名员工每人对着一台即将“出厂”交付的3D打印机，进行最后的调试，每台将以10万元价格售出。

  创客创业需要多大成本？蒋程宇说，他们团队4个人属于“自带干粮”，多靠自有资金，唯一一笔外来投资不过10万元。“除了购买生产设备的十几万元，最大的成本就是租金和人员开支。”

  众筹是创客得以将创意实现的重要资金渠道，也让他们可以“白手起家”。

  从丹麦留学归来的汤洋和他的合伙人许磊研发了被命名为“生毛豆”的智能温度计。只要把这个只有一个小钥匙扣大小的东西插上手机的耳机孔，打开APP，就可以精确到千分之一地显示环境温度，还可以显示出全球在使用这一设备的用户大数据地图，实现智能硬件和社交网络的结合。

  他们首批5万个产品就是靠从著名众筹网站Kickstarter筹集资金做成，从8000多人中共筹得33万美元。“我们只是把创意告诉潜在的用户，他们出钱，我们把它做出来。”汤洋说，“创意和动手能力是唯一也是最大的门槛。对创客而言，微成本甚至零成本就可以把想法做出来。”

  如果你认为，创客不过是“做着玩”，那你就out了。一批创客型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研发生产模块化开源硬件的Make Block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85后”王建军是创客出身，2012年刚成立公司时，老板员工都是他一个人。仅3年时间，如今他的公司有50多名全职员工，2014年售后服务管理软件收入超2000万元，三四十家工厂为其代工生产。

  因柴火创客空间而闻名的潘昊也从创客中走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家2008年创立的企业如今已为全世界5万多名创客和发明家提供传感器、控制、通信等超过700种开源硬件模块。去年，公司售后服务管理软件收入迈上了亿元大关，而在传统制造业普遍进入微利时代的背景下，其毛利润率高达40%。“做全世界最大的开源软硬件平台”，是潘昊立下的志愿。

  “创客型经济”还走出了创客圈。如今，无论在突发事件新闻直播现场，还是摄影爱好者拍摄美景奇境时，总有一款无人机的身影，这就是深圳大疆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产品，被发烧友称为“当今最为激动人心的电子产品之一”。

  大疆科技也是创客创业的结果，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汪滔和他的同学从“爱玩族”升级到“创业族”。这家创客企业成长速度可谓“惊人”：售后服务管理软件收入从300万元到近10亿元，只花了4年时间。

  经济专家认为，“创客型经济”不应归于某一类经济，而是“站在行船桅杆上的瞭望者”，未来有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放大“榕树效应”

  没有工人、没有工厂，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王磊的深圳呼噜科技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并即将上市其智能眼罩产品。正是它，将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为外企从事加工贸易的代工厂联系到了一起。

  王磊告诉记者，科研机构“最大的帮助是提供技术指导，授权使用产品需要的专利”，而处在下游的协作工厂多是面对订单骤减、“船大难掉头”，迫切希望有合作伙伴创新。他和他的企业正好成了“中间人”，把这个链条上的各个主体串在一起。

  “大型科研机构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因为创客需求的技术和专利是市场导向的，研究有了动力，市场又可以不断试验，反过来能更好地推进研究。”王磊说。

  而对于创新能力不足、加工生产能力富余的工厂而言，参与创客产业链能够将其剩余的生产能力释放，借由创新产品的生产也可实现企业整体转型升级。

  类似中科院、北大深圳研究院这样的大型科研机构，是创客希望资源能够共享的理想合作者。

  据介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１０００多名科研人员，他们多是博士学历，另外还有价值几亿元的实验设备。这对于一个创客团队而言，是一个“技术矿”，也是一个“设备矿”。

  作为新型产学研综合体的尝试，由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深圳市共同发起成立的中科创客学院，已吸收２０多个创客团队进驻。

  以模块化电脑为主业的刘兴华团队便是进驻的第一个团队。在他看来，相较于传统的创业孵化器，开放大型科研机构能让团队更有归属感，因为它们会尽力帮助团队活下去直到产生商业价值，其技术指导也更具针对性，再加上有成果分享的机制，科研机构更有动力。

  开放的已不止国有大型科研机构，一些企业内设研发机构也被“串”进这一“新型产学研综合体”的链条。

  中科创客学院院长薛静萍介绍，去年，著名家电企业TCL的研究院出资30万元，资助8个创客团队在消费电子、网络APP和3D打印三个领域的创意项目，最终能够服务于它们产品转型升级的6个项目被选中继续深入研究。“企业参与的好处是可以微成本创新和试错”。

  对于创意主导的团队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薛静萍说，通过统一平台，可以实现知识产权的申报、转移、管理和转化，避免小团队的创意被大企业简单“复制”而扼杀创新。

  专家认为，一些大型科研机构好比“一棵很老的大树”，但不能成为“小老树”，而要发挥出“榕树效应”，让更多的创客团队犹如榕树须根一样成长为一棵棵“小新树”。

  受访的创客团队告诉记者，目前大型科研机构开放得还不够，合作机制也尚未顺畅，期待“榕树效应”被放大，生成更多的“小新树”。

  创客是一种生存方式

  创客源自英文maker，其不同于一般的创新就在于，更注重把想法动手做出来。

  在创客比较普及的美国，一般认为这种动手习惯源自“车库”。多数家庭都有一间属于孩子的“车库”，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他们得以自己修理、改造家里的电器或做出自己想做的东西。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让大多数家庭都给孩子配置一间车库，不太现实。因此，类似的公共创客空间被认为是“中国版车库”的现实选择。

  随着媒体的关注和投资人的热捧，创客圈开始变得“躁动”。作为创业成功的创客，潘昊却并不认同把创客与创业画等号：“总想着做出一件东西就拿到风投，上市大卖，反而做不好。创客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创造并且制造的精神，只有先培养出千千万万个创客，才有可能诞生出成功的创业者。”

  这一点也得到广州“一起开工社区”创始人蔡延青的认同：“不是所有人既懂硬件又懂软件，还懂市场，所以我们不强调门槛，只希望形成一个个创意的集散地。”

  在他们眼里，创客空间是类似基础设施的东西，没有这个，就没法形成“创新－创业”的生态。

  从最早个人发起的柴火空间、techspace，到广州的YOU＋青年创业社区，再到广深等地政府扶持设立的众创空间和上海的社区创新屋，都旨在给孩子和年轻人提供自己动手实现创意的空间。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形成一批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

  在创客看来，更为长远的是，让更多的孩子成长为“中国车库小子”，培养他们的动手习惯。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机器人模块的南荔工坊团队创始人廖丽婷说，可以用创客思维再造中小学的科研和实验课，让理工科的金工课程走进创客空间，推动“创客式教育”。

  “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发出很多苗子，其中才可能有那么几棵会长成参天大树。”潘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