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经济：显性成本与“隐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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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常态里，环保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板块。长期以来，环保成本隐性化，这让我们担心当环保成本显性化时，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包袱。但如果我们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环保也可以借“无形之手”成为一门大生意。

  从“先污染、后治理”到“有一种胜利叫撤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则是环境治理模式的一大进步。无论在治污的专业性上，还是监管的可控性上，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第三方治理都是大势所趋。

  环保大生意：模式、市场及监管

  ■ 蒋梦惟 报道

  一年一度，北京“两会”拉开帷幕。民意在这里汇总，形成辐射到四面八方。

  “两会”看似离普通百姓很远，其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是因为，“两会”上的话题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对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产生实质影响。

  国务院《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日前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排污者付费、市场化运作、政府引导推动的原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的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环保这门大生意也将真正敞开大门。

  第三方治污

  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目前各地政府、机构、企业等排污者普遍采取的、排污之后通过购买设备等方式自行治理污染的方式。

  “直到现在，市场中做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的企业仍然少之又少，这个行业始终难上轨道。”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家环保企业相关负责人都由衷地感叹。

  以污水处理为例，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工业废水治理设施都是业主单位请专业机构设计，然后自己投资建设运营，但因为没人对最终效果负责，这些治理设施绝大部分不达标。

  已进入这一领域多年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何愿平也表示，在那一时期，污水处理“越治越污”的现象比比皆是。

  何愿平告诉记者，当时政府、市场甚至排污、治污企业本身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概念都还很陌生，基本上排污者都是从碧水源等环保企业处购买设备、技术，然后自己运营。

  “不经意”间，也有个别排污方误打误撞地采取了第三方治污的措施。何愿平告诉记者，“从2004、2005年开始，由于我国环保技术开始升级，个别地方政府、企业发现，将治污设备、技术的后期运营维护也交给我们其实更划算也更省心，因为不论是交给国有企业还是自建团队，运营效果都难以保证，成本还高得离谱。”何愿平称，由碧水源运营污水处理设备，比政府自己组织团队或交给国有企业要便宜至少2-3成。因此，大约十年前，从托管运营开始，第三方治理生出了萌芽，碧水源开始介入北京密云县等区县的小型污水处理站以及部分市内饭店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环节。公开资料显示，碧水源2010年收入达到5亿元，同时净利润率保持在35%左右，2011年净利润增速在90%~100%。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时候属于‘非主流’行业的第三方治污，直至近几年发展得仍较滞缓。”何愿平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中心副主任蓝虹告诉记者，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治污仍局限在某些领域。虽然工业领域废气排放脱硝技术的第三方治污已逐渐“进入状态”，但整体来说这一行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文一波认为，随着环境监管的日益严格，不少工业企业会明显感觉到压力，“特别是重化工企业，因为污染强度大，治理设施稳定运行的难度确实很大，缺乏专业人员运营和管理，经常出问题，就会被监管部门处罚”。虽然罚款的金额并不高，但企业还是会担心长期下去会影响自己的主业，所以率先开始将设施交给第三方。而这也为第三方治污企业打开了一个口子。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已在我国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领域得到试行，取得显著成效。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也尝试着采用此种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如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务处理企业工业废水、上海化工园区委托中法水务处理园区工业废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其实，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的转变，不仅是国家未来的主导方向，也将是市场需求的结果，“随着排污标准的不断趋严，迫切需要第三方企业来协助的将不再只有工业废气排放企业，还将拓展到污水治理、土壤修复、固废处理等多个领域”。蓝虹表示。“当市场真正逐步放开以后，这个盘子里的蛋糕其实真的不小。”何愿平告诉记者。

  市场前景巨大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海表示，公司今年开始从原本已经非常成熟的节能技术领域向第三方治污行业延伸产业链，也正是发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

  “我们发现，其实企业对于第三方治污的需求很大。一方面，国家、地方环保政策对于排污的标准越来越高，企业除了生产、运营之外又很难再分出精力、财力去做治污技术的研发、运营、维护等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要求治污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比如通过治污产生附加价值等，而这些相对更高的要求势必是要借助‘外力’的。”董志海表示。

  根据神雾公司的前期调研结果，我国各地对于垃圾处理仍大多采用焚烧、填埋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使用填埋和焚烧处理的城镇生活垃圾高达94%。董志海认为，随着城镇产生的垃圾数量越来越大，土地资源愈发稀缺，污染土壤、地下水且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填埋处理方式，以及会产生二恶英等污染物的焚烧处理方式势必会被新技术取代。

  董志海介绍，目前，神雾已经完成了清洁垃圾处理技术的实验室研发阶段，工业化的装置也已于去年9月在河北省霸州动工，今年4月计划全部完工。董志海介绍，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市昌平区在内的多地政府与神雾签订了框架协议，上海以及陕西一些城市也表达出希望合作的意愿，今后神雾不仅在核心技术、装备的采购、安装、调试上，甚至在后期运营上也将主动参与。“根据调查，目前北上广深等不少一线城市寻找适合填埋垃圾的地方已经很困难了，部分城市甚至需要将城镇垃圾运出本地处理，而且各地目前在建设垃圾焚烧电厂时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少项目根本难以上马，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意味着今后市场空间之广阔十分可期。”董志海表示。

  蓝虹分析称，从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方向来看，未来第三方治污企业将率先破冰，甚至能获得较大发展空间，获得较多生意的领域包括：污水治理特别是工业污水处理、污染气体治理中的脱硝治理，以及未来潜在市场巨大的污染土壤修复和固体废弃物治理等。

  蓝虹同时表示，第三方治污可能面对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问题。“第三方治理未来更多强调的是污染物的集中治理，比如将原本分散的中小排污企业聚集在工业园区内，由第三方企业统一提供配套的治污设施和服务，这样既方便政府监管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蓝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政府等排污者，对于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要求就非常高，这些企业不仅仅需要有核心治污技术，还需要有全流程管理治污的能力，这就要求第三方企业最好是大型治污企业。而且，即使是一对一形式的第三方治污，排污者也基本都是有一定实力和排污量的大户，对于第三方企业要求也不低。鉴于目前第三方治污领域还很少有如此体量的大型企业，蓝虹认为，放开了市场、出现了需求却找不到服务供给方的问题也可能就随之而来了。

  监管尚需细化

  虽然在企业层面看来，未来的广阔市场空间充满诱惑，但之所以很多企业迟迟不愿进入第三方治污市场，就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并不容易。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虽然提出将采取环境绩效合同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但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的方式仍显示出政府未能充分信任市场所能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开放度上还有待加强。

  对此，何愿平感同身受：“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并不怕市场开放后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怕的是市场不够开放，蛋糕只能得到国有企业分食后的一点剩余。”以北京的城镇污水处理为例，北京主城区的项目几乎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打破这道厚墙，如今形势虽然在政策层面有所变化，但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民营第三方治污企业现在也只能在外围打转，接一些“边边角角”小型污水处理厂的生意。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湿法脱硫技术的国电清新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但董事长张开元表示，某些看似公开的操作，其实并不真正向社会化的企业开放。他举例称，某大型国企表面上对十几个项目的脱硫设施公开招标，但其实只是将这些设施特许给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司经营。

  董志海关心的，则是第三方治污企业在当前的传统自排自治方式下如何找到发展空间。“此前已经广泛采取的垃圾填埋手段可以持续使用10-20年，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运营的时间也不会短。在这段时间内，第三方企业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地方政府迅速转变观念，不仅将目前新产生的垃圾交由第三方企业来处理，还愿意花钱将以前填埋、常年无法处理掉的‘地下垃圾’挖出来重新处理，否则最初起步期还是十分艰难的。”董志海表示。

  对于未来的第三方治污市场，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时常将“监管到位”四个字放在嘴边。在他看来，本该成为政府监管另一把利剑的第三方治污企业，由于与排污企业有着付费与被付费的利益关系，反而可能成为违法违规排污更有力的保护伞。

  近年来，本应是污染处理单位的不少第三方治污环节反而成为污染源的现象愈发突出。由于监管和政策都无法斩断治污方与排污方之间的利益链，最终令治污企业帮助排污方违法违规排污的现象也已不再鲜见。“这类超排、违规操作等问题往往更容易被监管部门忽视。”马军表示。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天柱看来，第三方治污机制特别是对权益、责任要通过一套详细的制度来明确。比如，在排污方出资雇佣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之后，如果再出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责任该如何判定和承担；企业与第三方治污公司的配合，应明确是污染末端配合还是要从生产到排污全过程进行配合等。

  蓝虹建议，我国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如果排污方出钱请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后仍然出现了污染事故，第三方企业是需要进行较大金额理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家第三方企业都不敢贸然为排污企业放低标准”。蓝虹表示，其实，有力的监管反过来也是为第三方企业创造需求的手段，帮助该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总体而言，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未来，业内大多还是持乐观态度。“以前政府监管，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企业，可能有很多分散的排污点，监管起来难度极大，而企业掩盖自己的环境违法行为却相对容易。”蓝虹表示，随着以集中治污为主的第三方治污市场的兴起，可以把所有分散的点变成一个点，更有利于监控。

  最严环保法下企业何去何从

  ■ 史建磊 报道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被认为是一部“不环保，罚破产”和“不达标，别生产”的最严环保法。随着近期一些环境违法事件被陆续曝光、被从严查处，新《环保法》对企业的威慑力逐步显现，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也将面临新《环保法》的严格检验。

  化工行业警惕几种迁移走势

  如果按照最严格的环境标准考核，化工行业达标合格的企业不超过30%。在实际情况中，化工企业主要是工业“三废”的排放，但是对于化工企业的环境监测是很难的。大型企业的排放量比较大，容易被监测到，而且大企业也会有专门的净化车间。但是小企业往往是直接排放的，因为小企业的排放量比较小，所以“三废”排放常常容易被忽视。

  为应对环境监管重压，化工行业出现了“环保迁移”的现象，并且出现了几个走势：一是南区北移，之前在江苏省、浙江省的企业比较多，现在向北迁移；二是东区西移，华东地区的化工企业在西部建厂；三是高区低移，之前环境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不做了，向环保压力小的产品转移。（刘心田 生意社总编）

  原料药行业不治理就只能关门

  抗生素领域污染比较严重，因为在抗生素生产的过程中，除了废水、废气，菌渣也需要处理。不同抗生素的菌种不同，导致菌渣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方式处理，这个处理成本是非常高的，以至于东部的抗生素发酵企业几乎没法生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往西部等成本相对便宜的地方搬迁转移。

  一套环保设备的价格少则几千万元，多则几亿元；并且环境标准越来越多，很多设备还需要不断更新，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投入。国内很多原料药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甚至不少企业正是依靠牺牲环境才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让这些企业全部按照监管标准进行环保改造，估计很多企业只能停产甚至关闭。（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人士）

  医药企业的治污费用非常高，要花几亿元或者更多，因此从前在环境执法力度不强时，企业往往愿意被罚款也不愿进行环保投入。今年如果新《环保法》真的能够落实到位，哪怕落实到50%，现在的污染大户都得关门。

  现在很多原料药企业都不做了，根本没有钱做环保，市场行情又很差，所以这些企业要么就关门，要么就把企业卖了。新版药品GMP认证改造使得大概300多家原料药企业在2014年关停，而新《环保法》又将淘汰一些产能。（史立臣 北大纵横高级医药合伙人）

  陶瓷行业兼并重组将成新常态

  企业对部分环境标准还难以达到，特别是颗粒物的排放控制，还是一个大的难点。按现在考察和正在实施的工程来看，平均一条生产线都得400多万元，所以陶瓷企业一般都得投入一两千万元进行改造。

  随着新《环保法》特别是新的《陶瓷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企业对环保的投入成本肯定是巨大的，而且不止是一次性的投入，后期运营费用也会非常高。因此，没有研发能力、缺少品牌竞争力的企业，出现转型、转产、停产或者是破产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情。

  （李继葆 临沂陶瓷协会秘书长）

  国家通过新《环保法》和新标准的执行，来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淘汰一部分落后的企业，陶瓷行业以后会更加规范，行业里面投机取巧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现在企业可能需要投入几百万元或者几千万元的资金，表面上看是提高了成本，但因为淘汰的企业腾出了市场空间，竞争不会像以前那么激烈，中低档的产品对市场的冲击也就会减弱。陶瓷产品价格的提升空间会相应增加，这对陶瓷行业市场价格的培育，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孔海发 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秘书长）

  钢铁行业环境执法

  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5年我个人认为，依法治企，就是落实新《环保法》。

  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企业改革发展越是艰难，越要依法合规；企业越大其经营发展就越依赖法治；企业经营风险防范也越来越需要法治来规避。同时，企业违法违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今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环境执法引入了社会组织的监督，既监督企业又监督政府，而且对违法排污的企业实行按日连续计罚、上不封顶，已经关系到企业能否生存下去。

  环境执法就和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样，大的企业要抓，小的企业也要抓。大家对新《环保法》拭目以待，钢铁行业一定会有人中弹，一定会有人被曝光。

  因此，当前钢铁企业最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就是新《环保法》，要把认真执行新《环保法》作为依法治企的关键抓手，变环保压力为绿色发展的动力。当前要以清洁生产为基础，继续重点抓好资源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全面实现钢铁产品制造、能源转换、废弃物消纳处理和再资源化等功能，低碳排放，与其他行业和社会实现生态链接，从而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协调的发展模式。

  （徐乐江 宝钢集团董事长）

  倒逼大规模洗牌

  钢铁是个污染相对严重的行业，势必受到新《环保法》显著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

  目前钢铁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约100元/吨钢，而要完全达到目前日益加严的排放标准，每吨钢需250元左右，整个钢铁业的改造成本为900亿元～1100亿元。可是2014年前10个月，重点钢铁企业实现利润226.56亿元，但钢铁全行业亏损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新《环保法》或将倒逼钢铁行业大规模洗牌。

  （李新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国内钢厂环保达标，脱硫、除尘是重点。

  我的钢铁网针对274家钢铁企业的调研显示，21%的受访对象认为新《环保法》对钢铁生产有影响。其中，16%的比例表示主要原因是脱硫不达标，25%的表示除尘不达标。

  据最新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所有烧结烟气的SO2排放必须低于200mg/m3，其标准较之前提升两倍。据悉，钢厂购买一套脱硫设备至少两亿元，技术改造至少5000万元，随着新《环保法》实施，尤其是SO2排放标准的大幅提高，如果不强化投入和治理，对钢铁生产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据《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最迟两年内，国内钢铁生产企业的环保设施必须升级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