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失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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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是不是凯恩斯？

布朗能起到丘吉尔一样的作用吗？

早在这场“预先张扬的峰会事件”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无数的分析和评论在讨论着与之相关的问题。

1944年那次在新罕布什尔州举办的会议的前提是战争和大衰退，假如这次会议想要名副其实，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应该也相应的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出来。而64年前，这样的新秩序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贸易的监管体系。

这场于上周末匆匆举行又匆匆结束的峰会已经尘埃落定。上述的问题已经有了否定的答案。除了这是扩大了的“国际清谈俱乐部”的又一次“拍照会议”之外，你似乎找不到更深的意义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早在一个月之前，人们就早早的认定了它失败的逻辑，无数的分析和解读，也无法再为会议宣言增添更多的分量。

《经济学人》还有一种不客气的说法是，“也许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们将很享受被媒体关注的感觉。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许只不过是些令人失望的谦让。”

危机年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2008版在真正起到作用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先期的信任——正如次贷市场的发展一样。

这次会议讨论了到底如何监管全球经济。正如媒体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不只是来自G7俱乐部的闭门会议，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国家的地位已经重要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了。

虽然这次会议看起来应该是关于金融监管话题的，但它也不可能忽略更为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这次的颓势是源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不均衡。

因为那些曾经习惯于外国资本的国家当资本突然撤出时被摔得很惨。为了保护自身的未来，他们开始经营经常账户盈余以及建立庞大的外汇储备机制。挥霍者美国很高兴帮助亚洲们的储蓄大业，即使这将意味着巨大的赤字。

有剩余的积蓄当然很好，但这也意味着这些资本再不能起到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假如它们使用不当的话，还可能导致不稳定性。那些来自储蓄国家的多余的钱不是用于房地产业，就是投入了西方的问题资产中。而希望这些钱从这些资本中顺利的脱身出来，的确是一个过高的期望。

普遍不景气的经济现实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上周末的会议报以如此厚望，次贷危机繁衍之今天已经深深的侵入了现实经济。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了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而那些富裕的国家现在已经处于衰退之中，失业率，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银行破产的数字不断上升则更加证实了这种说法。

发展中的经济体也受到了同样的牵连，因为那些来自富裕国家的投资者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母国市场中去，它们的GDP明年也将降低一个百分点直到5.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

削减利率和增加政府投资是自然的应对。而已经有好些个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11月9日的中国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的资源如此有魄力。这样痛苦的现实自然需要一种有野心的政策与之相应。11月6日，美联储的一位官员Kevin Warsh如此描述这种现实景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我们都正见证着一种对于每种事物的在估值过程，”他说。“因此，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体制是我们这个正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挑战的时代最为关键的政策应对。”

政治暗战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体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需要进行重新修正而这个世界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将这次会议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次会议可以被看做是呼吁变革的战斗口号。而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找出诸多的理由将这次会议看做是一种自负的表现。”

《经济学人》在评论这次会议时写到，因为它的议程过分含混不清而且没有计划，而如此之多的全球政治领导人们为聚一堂，不可避免的陈词滥调和伪善肯定会出现。这种会议上肯定会出现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当主权或者竞争力将会受到威胁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最近的国际金融合作里面，早就已经充满了暗战和复杂性。

早在一个月之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就说，“伟大的美国”应该在美国大选之后立即举办一次“定义资本主义”的会议。而这正是一次美欧各怀心思的峰会，开会地点之外，和欧洲人对这次会议普遍期待的更改建立于64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不同，美国人只希望这次会议只针对这次危机而举行，而首脑们将只讨论目前的金融危机并对如何防止进一步的衰退进行商讨。

有观点希望能够通过增加IMF的能力来重建信心。那些巨大的新兴市场，例如都需要帮助的波兰和土耳其，一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委实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虽然一些来自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已经希望能够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美国人们仍然在坚持之中：这次会议除了能够制造更多的宣言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布朗和萨科奇都将争着将这次会议的召开划归自家的荣誉簿下。萨科奇将峰会看做是展示自身作为一种有行动力的男人的形象好机会，而他自己也会发现，假如他能够展现自己并不仅仅束缚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传统理念的话，推行法国国内的变革将变得容易许多。

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在数周之前就呼吁着要召开一次全球性会议，他勇气的来源是自家推行的拯救英国银行体系受到了全球普遍的支持。英国首相十分想证实的一件事情是这场全球性的危机跟过去11年中工党的统治毫无关系。不仅如此，他想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起到主角作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将能够保护伦敦城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受到萨科奇高卢人的诡计陷害。

至于已经是“跛脚鸭”的布什总统使得外界认为G20金融峰会挽救市场信心的能力大打折扣。尽管新一届美国总统当选人奥巴马在周末的会谈中派去了特使，并就签署了声明支援联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能在短期内打消外界的疑虑。

而当选总统奥巴马更是有意与布什总统主办的活动保持距离，以保留自己上任以后在金融危机对策方面的发挥余地。他缺席也令外界对峰会的实际效果产生了疑问。

目标含混，匆忙上马

人们对建立新秩序没有任何疑问，但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应该被建立起来？

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回答这一问题早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们中间颇为流行的游戏了。而太多的国际会议失败的故事应该让G20获得相应的知识：会议之所以拖延不已是因为他们所探讨的目标含混不清，而主旨又过于复杂，谈判代表们过分沉湎于对自身利益的争端而很少有急迫的感觉。

这次会议将不仅仅只充斥着政治斗争。不可避免也产生了数项各不相同的提议。广泛的说，这些提议可以划归为三类。首先的也是最为紧急的是需要将这场危机限制住，而现在的危机已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缓慢的蔓延开去。第二是金融监管：它的漏洞百出，而与会者们需要将之放归原位。第三则是全球性宏观经济。全球性峰会需要找到一种对付失衡的办法——亚洲储蓄而西方消费——这就是貌似繁荣的经济背后的真实景象。

在金融规则方面，一些变化应该是能够比较容易达成的——比如说银行应该停止超过自身能力的放贷将资本投放到更为安全的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去。假如说这些目的都能够达到，那么肯定都是进步。但这与参会者们的野心相比，肯定还只是小小的满足而已。

另外，这次匆忙决定的会议在如此匆忙的组织前提之下召开，也真的令人充满疑问。

“一场想要产生真正解决方案的会议都是经过了数年的预先准备的，”原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秘书助手Edwin M. Truman说。“一个类似这样的只经过三个月时间准备的会议，将很可能产生相反后果。”

1944年会议召开的前两年，一大堆的基础性的紧张的技术性工作就先期的准备了好久，而这次会议则与之相反，这些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们聚在一起之前，真正的准备工作只进行了象征意义上的数周。

这样的会议肯定不会在承诺上欠奉，但真正的效果能有多少，没有人知道。

而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人们将仅仅“就一系列改革的原则达成共识，”不仅如此，金融专家们将立即“把那些刚刚达成的原则充实起来，给骨头填满血肉”。峰会达成的原则性意见“将在会后的连串工作小组会议上作进一步的跟进与发展”。

所以，“这次会议最好的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最坏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马里兰大学教授Carmen M. Reinhart才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