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天津OA信息化问题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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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知识管理的特性

知识经济时代，用知识和智慧带动组织和社会发展已成共识。政府也早已意识到知识对履行其职责的重要性并将知识的管理与应用纳入实践。可以说，时至今日，政府知识管理已经踏着企业知识管理的脚印前行了很多年。企业知识管理更多的是组织内部的知识管理，所涉及的人员之间进行知识的分享和交流相对容易。而且企业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很明确，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参与知识管理的人员都可以从中受益。

而政府内部的知识管理只是政府知识管理的冰山一角。因为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制定和改良各项政策，处理各种常态与非常态的社会问题，这些任务通常借由一个部门所掌控的信息和一个部门的人员的智力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政府知识管理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知识协作，尤其是跨部门跨地区的知识协作。因此，政府知识管理不仅要管理的显性知识分布广泛，散落各组织的数据库或者知识库中，想要进行知识交流的人员也可能来自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而且，政府知识管理的最终受益者主要是公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说，得到的经济收益非常有限，更多的是通过民众满意度增加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因此，政府知识管理无论是在动力和难度上都远远超过企业知识管理系统。

二、政府知识管理在中国的进展

作者曾经归纳了政府知识管理的三个层次，个人知识管理，组织知识管理，跨组织知识管理。其中个人知识管理组织知识管理和企业中的个人知识管理与组织知识管理并无大的区别。

在中国，由于政府部门的强大吸引力，政府部门吸纳了一大批高学历人才。这些人才通常都受过较为严格的高等教育，掌握甚至精通现代信息技术，且通过了精心设计的公务员考试，具备个人知识管理所需要的知识获取、知识筛选知识存取和知识分享等能力，但大部分新一代的公务员知识的整合能力还有待提高，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能力教差，即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并不突出，尤其是解决非常规问题的能力较差，创新问题解决方法的能力也较欠缺，需要在工作中培育并通过更为宽松的组织环境激励其加强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

纯粹的政府组织知识管理可以借鉴很多私人组织的经验。在进一步培训公务员的个人知识管理能力的基础上，要将组织已有的数据和信息盘活，使得显性知识发挥作用，同时建立起知识分享、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氛围，使得已有知识得以重复利用，并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知识。随着信息库和知识库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建立和使用，我国政府部门的组织层次的知识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映之一就是近年里公共服务组织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因为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还屡见不鲜，跨组织的知识管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跨组织的知识管理也可以称作知识协作，作者曾经将其又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宏观层面的知识协作（牵涉国家利益的问题中的知识协作，通常由中央政府牵头），中观层面的知识协作（区域间或部门间的知识协作）以及微观层面的知识协作（同类型的政府组织间的知识协作）。在跨组织的知识管理中，实施动力常常是一个问题，以至于部门利益常常阻碍跨部门知识管理的运作。在中国，目前中观层面的知识协作是最为困难的。因为中观层面的知识协作需要以“横向协作”为主，“内外协作为辅”。横向协作意味着不同管辖区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一起合作，借助共同的智慧，内外协作是指有时候政府需要与政府以外的专家和企业中拥有相关隐性知识的外脑一起共同商讨政策选项及从政策选项中选择最佳选项的方法。中观层面的知识协作不仅建立在程序协作机制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结构性协作的基础上。即不仅需要建立知识协作的正式程序，而且有时需要建立固定的组织来进行长期稳定的知识协作。当零散的知识协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时需要考虑建立长期的稳固的组织用于协调隶属于不同管辖区的不同组织间的知识协作。

三、政府知识管理的难点

政府知识管理的范围和难度远比企业的知识管理宽泛得多。政府知识管理最难实现的地方在于知识与公共事务的有机结合。相对来说，公共服务领域里的知识管理较为简单，因为其所使用的知识大都具有规律性，来源较为单一，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进行正反两方知识的争辩，也无需对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集成，只需对理论和经验知识进行可行性的鉴别与有效性的评价后进行再选择和再应用即可。

政府知识应用的最难点在于政策领域的知识运用。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大都需要对多来源、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进行整合，正反两方知识的辩驳也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中国的很多公共政策还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这反映了政策制定时所使用的知识仍旧收集不全面和整合不力的状态，在政策制定时未将很多处于碎片化的状态知识连通和整合，造成了不能产生全局知识的问题，导致政策方案片面化，最终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常常因为未曾考虑到的因素而受阻。同时，公共政策在制定阶段未曾很好地采纳民意并获得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受到部分民众的人为抵制。

因此，要想政府知识管理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必须建立放缓公共政策的制定步伐，在制定一项公共政策之前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的公共争辩，在集合政府部门最佳智慧的基础上，征集外界的智力支持，促进民众对政策的思考和参与度，在政策制定阶段更多参考公众的想法和观点，有选择地采纳群众智慧。对持反对意见的民众，要通过公共说理的方式说服他们，使他们信服地接受最终的政策选项。

当然，政策形成后，还需要采用政策营销的方法，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政策的各项条件和选项，通过各种宣讲和说服的方法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使得政策的执行力更强，改变当然很多政策流于形式的不良现状。

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管理的角度来讲，随着多项信息管理系统的投入使用，政府显性知识的汇集与整理已经完成了相当多的部分。政府知识管理的难点在于隐性知识的利用与再生产。未曾转化为显性知识的隐性知识通常是粘附于知识拥有者个人的，要想利用这些仍旧粘附于个人的隐性知识需要通过恰当的选拔和筛选机制找到这些人，并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愿意将他们的隐性知识与更多的人交流。由于政府的责任在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运转而非个别组织的运转，因此政府知识管理意味着以知识为依托的更大范围的知识拥有者的选拔和调配使用。不同的公共事务的处理，需要的知识整合的力度，范围和频次都是不同的，政府必须根据需要构建合理的知识选拔机制，选择临时借用或者短期租用的形式获得所需知识。对于一些棘手的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构建特定的机构将具有所需知识的人才集中到一起进行较长期的稳定的知识整合和知识协作，最终使得知识发挥应用的作用。

结语

本文对政府知识管理的特殊性进行了对比性分析，并分不同层次对目前我国政府知识管理的现状与进展进行了阐述分析，最后总结了我国政府知识管理中的最大难点，分析了中国政府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论文对理论研究者和相关实践者进一步思考政府知识管理在中国公共部门的更深层次的推进问题，确定政府知识管理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实施途径提供了有益的思路。